|
如果说《书仪》十卷重在家庭礼仪的程式，则《家范》十卷重在治家思想，卷一引《周易》、《大学》、《孝经》等文献，论述圣人之治，以“家行隆美”为尚，总述治家之要。卷二为祖，卷三为父母，卷四、卷五为子，卷六为女、孙、伯叔父、侄，卷七为兄弟、姑姊妹、夫，卷八、九为妻，卷十为舅甥、舅姑等。行文与《颜氏家训》相仿佛，谈古论今，并广引《曲礼》、《内则》仪节，以及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语，夹叙夹议，以“轨物范世”、“遗泽后世”。 司马光将建立和谐的伦常关系看作是治国的不二法门，而礼是最好的工具。他说：“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治家莫如礼。” 司马光认为，处理伦常关系的核心，是要“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他批评许多做长辈的只考虑子孙的营生，千方百计从物质上加以满足，“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连坊曲，粟卖盈囤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也。施施然自以为自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 司马光反复谈到父母如何爱子女的问题：“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这些问题，颜之推大多已经涉及，而司马光的论述又更深一层，读者不妨取来一阅。 五、朱子《家礼》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哲，是孔子之后最杰出的学者。朱熹之学博大精深，几乎无所不窥，但晚年好礼，认为礼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每每与弟子讨论家乡、侯国、王朝之礼，希冀兴复三代之坠典，大有将礼学作为毕生学术的归宿之意。他从六十一岁起，开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希望将古今礼制打通，重新打造一个百代不废的典制。这一工作朱熹至死不辍。 朱熹认为，社会风气的不振，关键在于礼之不行，“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朱熹对司马光的《书仪》非常赞赏，但又有些许不满。儒家之礼自古为贵族之礼，是所谓“礼不下庶人”。《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皆煌煌礼典，但多为皇族、品官之礼，庶民不得僭用。对于宋代庶民接受礼的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司马光似乎没有清醒的估计，因此，他的《书仪》虽经删削，但节文依然比较复杂，堂室之广、仪物之盛，令人“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因此，《书仪》尽管刊印流传，但“徒为箧笥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难以之通行于寻常百姓家。所以，朱熹打算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参考诸家之说，裁订增损，“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详，而不惮其难行之者。虽贫且贱，亦得以具其大节，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跋三家礼范》）。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设了“家礼”一门，打算撰写一部可以下于庶人的家庭礼仪。朱熹丁母忧时，曾潜心研究丧礼，并有所著述。但是，朱熹关于家礼的书稿被小孩偷走，不知去向。 朱熹死后，突然出现了一部题为《家礼》的著作，共五卷，卷一为“通礼”，说祠堂、深衣之制，后附《司马氏居家杂仪》。卷二为“冠礼”。卷三为“昏礼”。卷四为“丧礼”。卷五为“祭礼”。另有“附录”一卷。这部《家礼》以《书仪》为底本，再加删削，又离析仪文，分别节次，文字简洁，大纲明了。如冠礼仅存告于祠堂、戒宾、宿宾、陈冠服、三加、醮、字冠者、见尊长、礼宾等大节目，礼文仅一百五十字。婚礼，《书仪》本诸《仪礼》，犹存六礼的节目，《家礼》唯纳采、纳币、亲迎等三个仪节。丧礼，《书仪》简至卅七节，《家礼》再削为廿一节。朱熹的弟子黄干认为，此就是朱熹所作、而被孩童窃走的那部《家礼》，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为该书作了序，称赞此书“务从本实”，“切于人伦日用之常”“见之明，信之笃，守之固，礼教之行，庶乎有望矣”。从此，社会上每每称此书为《朱子家礼》。 《家礼》一反古代礼书的烦琐面貌，简便易行，因而备受欢迎，不断被翻刻印行。为之作注的有杨复的《家礼附注》、刘垓孙的《家礼增注》、刘璋的《家礼补注》、邱濬的《家礼仪节》等。此外还有各种插图本、汇辑本，如元代的《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明代的《文公先生家礼》等。明朝政府曾将《家礼》编入《性理大全》，与《六经四书集注》并颁之天下，为后世学者所讲说尊尚。 到了清代，有一位名叫王懋竑的学者对《家礼》的作者问题提出质疑，他先后撰写了《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等文章，极论《家礼》非朱子之书，得到了包括四库棺臣在内的许多学者的首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懋竑一生崇拜朱熹，对朱熹的学术相当精熟，绝非处处与朱熹立异的人物。王懋竑认定，在传世的朱子著作中，只有《家礼》及《易本义九图》绝非朱子手泽。《家礼》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无法确指。 六、《家礼》在朝鲜 《家礼》东传到朝鲜半岛，是在高丽末期。当时有一位叫安珦的高丽学者，曾两度出使元朝，到中国购求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书等。安珦十分景慕朱熹，家里悬挂着朱熹的画像；因朱熹号晦庵，他自号“晦轩”。安珦在燕京看到了新刊刻的朱熹著作，知其为孔门正脉，遂逐一抄录，带回国内传播，《家礼》就是其中的一种。 高丽末期，盛行了数百年之久佛教渐入衰境，奸僧与滑吏沆瀣一气，操纵国政，兼并土地，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家礼》传入朝鲜半岛后，为学者普遍推崇，他们身为天下先，希冀以此转移社会风俗。侍中郑梦周遭父丧，不用佛门丧礼，而是在庐墓之侧立家庙，依《家礼》行丧祭之礼，继而上书，请在全国推行《家礼》。朝鲜时代初，士林争相仿效郑梦周立庙祭祀。太宗初，命平壤府印刷《朱文公家礼》一百五十部，颁赐各司。其后不断被翻刻印行，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政府的提倡、士林的拥护，以及朱熹在朝鲜的崇高声望，《家礼》被誉为“垂世大典”，“万世通行之制”。 研究《家礼》的论著相当之多，以致形成了《家礼》热。李德弘的《家礼注解》、宋翼弼的《家礼注说》、曹好益的《家礼考证》、金长生的《家礼辑览》、金榦的《答问礼疑》、俞棨的《家礼源流》、李喜朝的《家礼劄疑》、柳长源的《常变通考》、金隆《家礼讲录》、裴龙吉《家礼考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为了使《家礼》平民化，一些学者撰作了便于士庶切用的手本，金长生的《丧礼备要》是其中最享盛誉的一种，“继《家礼》而言礼者，在我东惟《丧礼备要》为最切，今士大夫皆遵之”。《丧礼备要》仅主于丧、祭，李縡乃以《家礼》为纲，而仿《丧礼备要》体例，又增加冠、婚二礼，题为《四礼便览》，也在民间广为流传。 朝鲜半岛本无文字，书面语言完全借用汉字表达。但除士大夫之外，一般民众都不通汉字。于是，世宗大王创制了一种简单明快的拼音文字，称为“谚文”。为了帮助不识汉字的朝鲜庶民，而有了宗英鸾、寿文叟的《丧礼谚解》和申湜的《家礼谚解》等，用俚语谚文解释《家礼》。 朝鲜虽然与中国毗连，但风俗相去甚远，及至高丽朝，随着佛教习俗的兴起，其风俗更是驳杂不一。《家礼》东传之后，成为朝鲜社会公认的仪轨，柳云龙《家戒》说：“文公《家礼》，固是吾东士夫所共遵行。”李退溪、李栗谷等著名学者还仿照《家礼》制定自家的礼仪规范，士林纷纷响应，蔚成一代风气。朝鲜学者以几个世纪的时间，坚持不懈地躬行实践、使朝鲜半岛儒风广被，《家礼》深深根植于社会。诚如朝鲜学者李植所说：“礼乐之兴，实自我朝百馀年间。大儒继出，遗文毕集，而后衿绅彬彬。乐节相益，习俗为之丕变。今虽兵戈创残，委巷治丧之家犹秉朱礼。鲁无君子，斯焉取斯（《疑礼问解跋》）。” 《家礼》的推行，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的文化面貌，并深刻地影响着朝鲜社会的文化走向，显示了儒家文化移风易俗的伟大力量。 本文摘自《中国礼仪文明》作者：彭林 中华书局2004年1月北京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