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是中国古典戏剧之集大成者,是古典戏剧的最后一个峰巅。昆曲的演出环境与酒宴关系密切;昆曲的剧作家、艺人、票友中,好酒者比比皆是;历史上许多关于酒的故事被搬上昆曲舞台,有的成了经典折子戏。酒与昆曲,既是两者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晶,又对铸造其各自的精神世界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回顾昆曲成长的历程,其成长的文化环境充满了歌与酒两大元素,可以说,酒生活是昆曲的摇篮,昆曲是浸泡在酒里长大的。 中国向来有“歌舞当宴”的饮食传统,所谓“有酒无乐不欢”,这可谓是中国传统娱乐文化的一大特点了。昆曲的前身昆山腔,在明代的四大声腔中是比较晚起的。在昆曲之前,士大夫酒宴上,多听到的是“海盐腔”的音响:“万历以前,士大夫宴集,多用海盐戏文娱宾客……若用弋阳、余姚,则为不敬。”(张牧《笠泽随笔》)有此传统,致使昆山腔一面世,就主要在酒席宴上存身。自魏良辅改革昆山腔成功后,第一个将其搬上戏剧舞台、用于自己编写的剧本的,是《浣纱记》的作者、昆山人梁辰鱼。明代笔记《顾曲杂言》中记有这样一个逸事:梁辰鱼有一次到上海青浦玩,青浦县令屠隆请他看自己家班子演出的《浣纱记》,听到精彩的曲子,屠隆就亲自斟酒奖励梁,听到“恶曲”就罚他灌污水。万历年间,南京昆曲名丑刘淮在一达官贵人家演《绣襦记·卖兴》,他演得来兴特别感人,致使主人家打断他的演出,把他叫下台来赏他一杯酒,让他不要这样伤心了。事之有无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考,但是那演剧当宴的氛围,可以让我们相信。 昆曲,就这样常常用来陪酒。明代诗人汪然明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秋日过汝开侄山居听周元仲弹琴,余出歌儿佐酒》。明末大剧作家阮大铖,投降后给清兵唱昆曲,自己说“侑诸公酒”。一个“佐”字,一个“侑”字,都是把自己的歌喉当一道菜了。提到昆曲的成长,不能不说到苏州昆曲最盛大的活动——中秋虎丘歌会。可以说,虎丘歌会是昆曲的摇篮。袁宏道、张岱等大文豪都写过著名的散文记载这盛况。袁文有“置酒交衢间”的话,说明那天苏州城大街小巷的交叉路口都放着酒坛酒瓶,随便喝,想喝多少喝多少。在商品经济发达,人们比较精明“小气”的江南,也有这么大方的时候,美酒也不知由谁提供,也不管让谁喝了去,这不是件奇事么? 其实,这正是中秋歌会“月亮神崇拜”的遗痕。这个时候的酒,首先是供奉神的供品,神品尝过了以后,人再去喝,喝了,神力也一同进了体内,对人是有好处的。基于这样的信仰,所以人们在这一天会特别的慷慨大方。这种现象在日本也非常多见。日本人也以小气精明著称,但是日本作为“年中行事”的什么什么“祭”又特别多,每每在“祭”日,到处可见酒食,随便取用,也显得特别的大度慷慨。同理,因为这时的活动是神圣的,敬神、娱神,同时娱人。中秋歌会总是先众人唱,“唱者千百”,一堆一堆的竞唱,一轮一轮的淘汰,到三更天夜已深时,最后只剩一人,是这次歌会的优胜者。这个人唱的时候,所有的伴奏乐都停止,“声出如丝,裂石穿云”,观众席鸦雀无声,没人敢鼓掌喝彩,只允许点头称许。这一现象,也说明了中秋歌会的月崇祀性质。因为古人相信歌能通神。远古巫觋都是用歌声来与神交流、传达神的旨意的。任何一项民俗活动,只有其保持信仰崇拜的底蕴,才能长久。虎丘歌会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虎丘歌会上唱的歌不全部是清唱,许多剧曲也在会上竞唱过,如《浣纱记》、《西厢记》、《拜月亭》,有的剧作者新编了剧本,也会首先想到拿到虎丘上去扩大影响,如卜大荒的《冬青记》,王光鲁的《想当然》等。《想当然》剧本前面有“茧室主人”的“手识”,说这本子“合白即记,拆白即词,纵使箫板间缀,高唱低吟,于虎丘石上千人丛中,当亦雅俗首肯。”也就是说,这剧本可以拿来清唱,也可以作为戏排演,两栖。这就使虎丘歌会与昆曲剧演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 这样的社会生活使得“有酒无乐不欢”的风气日盛一日。余怀《东山谈苑》记过这样一个逸事:“冯大司马飙为南通政时,宴客河轩,四方名士毕集,酒再行而优人不至,坐客皆怒。”有酒没戏,客人竟至发怒。明清两代的皇帝贵族,许多亦是酒与昆曲这物质精神两大享乐的爱好者。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得天下后曾经召见昆山一个107岁老人:“闻昆山腔甚嘉,尔亦能讴否?”明武宗常常“扮戏侑酒,醉即宿其处”,跟艺人混迹一起。南明王朝可以说是在酒气和昆曲声中结束的。待清王朝得了天下,昆曲进入清廷迎来了她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康熙下江南第一件要事就是看昆曲,到苏州首先想到的就是听虎丘歌会。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怎不叫昆曲与酒携手再携手,直至“双赢”呢?(翁敏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