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女儿酒曾在宋代是宫迁御酒的说法，由来已久，但这无非是民间的传说而已。早在晋代永兴元年（304年）稽含在《南方草木状.草曲》文中记载，南方有一种专为女儿出嫁酿制的女酒。这种女酒后成为民间的习俗，到了明清时期，才以“女儿酒”称谓，始见于清代文史笔记中。为什么在这漫长的近一千多年的历史上，至今没有找到女酒演变到女儿酒的历史文字资料和佐证，这恐怕与当时的家酿自饮和民间秘藏的风俗缘故有关联，与历代王朝对酒税的兴废有其深刻的影响，所以从古代的女酒到近代的女儿酒这中间的演变岁月中，近日笔者查阅了《中国风俗通史》和绍兴有关的史记、市志的书刊，意识到有多种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所促成，使其习俗沿袭延年。 一、 吴越时代的社会安定基础保障了女酒习俗的沿袭发展。 两宋时期酒禁放松，绍兴酿酒有了普及提高。对民间的私酿已不再象过去的全面禁止，而是通过以酒税为主实行官府专卖。时长达三百七十多年，成为宋室皇朝的重要财政收入。然而，绍兴在当时的酿酒业已是“城中酒垆千百家”的兴旺局面。这个现象使许多后世研究绍兴酒的学者们，往往认为是由于南宋的迁都偏安为防御金兵的入侵，应付国防军费的开支，而鼓励民间酿酒，以增加酒税，以利酿酒。这实际上只讲对了一方面。如果说，当时“靖康之乱”祸及江南，民族经济萧条，国势衰弱，以农耕为主的国民经济，怎能有更多丰余的粮食可滥酒消费呢？然而，绍兴在“五代”时期，已是山川肥沃，鱼之乡，只因为这个时期的吴越国独立自立，保障了一方太平，为两宋的绍兴地区经济繁荣打实了稳定的基础。这应该要归功于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的钱醪王。《越中杂识》记载“钱氏自醪至俶，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方天下大乱，吴越独敬事中国，保障一方百姓，不罹兵革，卒归真主，善始令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