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胡人举酒碗石雕图 酒史，顾名思义，是酿酒的历史，也是饮酒的历史。作者把两者结合起来，视酒有其功，也有其过，使读者见到在数千年来酒史长河的波浪起伏。“酒的历史，是一出永远没有结局的连台本戏，常是这一朝乍歇，在下一代又起，而且每一天闭幕，又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商代纣王好酒滛乐，酣酒误国。西周初年，武王之弟康叔封在商的都邑，为了告诫康叔不要“荒腆于酒，不使该地商人仍湎于酒，专门发布了《酒诰》，这是我国至今尚能见到最早的禁酒令。酒，有其过也。到了西汉末期，曹操喜酒。他不但亲自介绍了一种连续投料的“九酝春酒”制法，更以他的诗篇，将酒升华为一种激励人们奋进的精神。“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决非今日有酒今日醉，而是人生苦短，抒写曹操的安定天下，功业待就，急于求贤建业的复杂心情。《短歌行》诗句悲壮，并不消沉。显然，曹操的杯中酒，不能禁，也不应该禁，酒，有其功也。如此以功和过编写酒史，确是别出心裁。 酒具，多种多样。如果分门别类，罗列成篇，仅是器物介绍，便远离了酒文化。作者认为，酒具是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的外在表现，包含着许多艺术种类的知识。如果具体介绍酒具本身的同时，又将酒具放在如诗如画的背景上加以描绘，特别是直指饮者所举之杯，或豪饮或浅酌，在品饮过程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酒是诗，酒是情，酒杯恰当地衬托了诗与情的融合，且读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杯中满溢着何等深挚的离情惜别。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杯中透着多么足以御寒的暖和情谊。而王瀚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美酒未及尽饮，却传来催征的号令，杯中映出的瑰色甜意，霎时变为刀光剑影，美酒成了难饮的烈酒。作者摭取古人诗句，对酒杯倾注了极为丰富的情感；前面列举的深情厚谊，与后面的催促征战，强烈地绘成了一幅幅感人的画面。如此酣墨行笔，写活了酒具的文化现象。 酒的名称，都以原料、酿法、产地等为根据而称之，极其普通。然而作者认为：好的酒名长久飘逸在人的记忆里，差的酒名如浮光掠影挥之即去。酒名不限于单纯使用或为出售广告，往往与人的思想观念、审美心理、文化修养以及自然环境有关联。特别是有了文人的介入，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给酒名取上种种不同的雅号别称。这一章所列举的实例，纷呈万状。如唐代李适之受李林甫的排挤，罢相在家，而酒兴未减，有诗句“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回应李适之，说他“衔杯乐圣称避贤”。圣贤是酒名。圣是清酒，贤是浊酒，源出《三国志·魏志·徐邈传》。李适之诗中的乐圣，即爱喝清酒，避贤，即不喜浊酒。杜甫复引此典故，婉约含蓄，显得文雅，不明其义，就难以理解。所以作者风趣地说：“中国酒名的演义，西方人可能永远也破译不了。”这章从酒名的审美上，分出雅俗。雅有芳香，俗而可爱。 酒“能实现人们的幻想，也能撕碎人们的美梦”；酒“能播撒浪漫的美丽，也能诱发腐败的丑恶”。酒确是“接通人性灵魂深处的桥梁”。这是酒魂的呈现，正是酒文化中的精髓，也是全书的重点章节。作者精选了酒史中与酒魂紧紧相连的人物，如陶渊明、王羲之、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等，一个一个跨入我们的视野。作者写他们追求生活情趣中的酒魂种种表现：打破死板僵化的世俗规范形成“狂”，对抗循规蹈矩的传统礼教构成“怪”，冲决虚伪虞诈的世俗势力化成“真”，超脱生死荣辱的世间事物筑成“达”，抛弃庸俗低级的市井情调促成“雅”，从而塑造出酒国醉乡的新形象。淋漓尽致，触及了人性灵魂深处，抓住了畅叙酒魂的要害，析出哲理，令人深思。 纵观全书，各章有其独创，又不相互割裂，勾勒出酒文化多个层面的相映整体，避免了把酒文化机械地写成酒与文化的混合或复合，而要写成有机地结合或化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