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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饰风尚从俭朴到奢靡 洪武元年（1368）二月，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就诏令明朝“复衣冠如唐制”(16)，通过国家干预，极力消除元蒙影响，重构明朝服制，鉴于“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代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17) 的风俗习尚，要求士庶“不得服两截胡衣”，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和胡姓。为了确立明朝的封建仪礼、纲纪法度，朱元璋还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的形制、质地、颜色、发式等都作了严格要求和规定，他说：“士民皆束发髻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18)此后，朱元璋为了构筑其“辨贵贱、明等威”的理想社会秩序，先后用30余年的时间进行服饰制度的制订和完善，继其后者也为维护明代开创者确立的服饰制度作出了不懈努力。史载：“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19) “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淆；虽官为郡丞郡倅，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20) “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绕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自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后能文而未人泮雍者，不屑与庶人伍，故亦间为假借，士流亦优容之……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21) 此其一。其二，中国自周公、孔子以来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传统中心“礼”或曰“礼制”，就是以别贵贱、分等差作为它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统治者要维护封建社会统治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分出等级，别出贵贱。封建社会礼乐文化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的某些积极和进步的一面，也正在这里(22)。由此可见，在明代许多的服饰规定中，确实有许多提倡俭约，反对奢侈，恢复淳朴之风的礼教内容。 明代中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社会上拜金主义风气的盛行和人们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不断地违反服饰的禁令。虽然朝廷一再重申或颁布新的规定，但是由于朝政的日益腐败，社会上各种新兴思潮的出现，金钱已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主要力量和衡量人的价值砝码，有关服饰的禁令逐渐松弛。社会各个阶层开始追求物质上的丰腴，服饰上的艳美。通过对这种风尚作一历史的考察，其当滥觞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对松江地区社会风俗及服饰方面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其侈靡，正德《松江府志》多有记载：“大率指宋元时。入国朝来一变而为俭朴。天顺、景泰以前，男子窄袖、短躬衫，裾幅甚狭，虽士人亦然。妇女平髻，宽衫，制甚朴古，婚会以大衣（俗谓长袄子），领袖缘以圈金或挑线为上饰，其彩绣织金之类，非仕宦家绝不敢用……成化来，渐侈靡，近岁益甚，然其殷盛非前日比矣。”(23) 万历时松江府在服饰风尚方面的变化，即具典型意义。史载：“冠髻之变：国初所用巾帽，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亦圣朝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杨廉夫见圣祖，以方巾谓四方平定巾，商文毅召用，自编民亦以此巾见。今士人已陋，唐巾诸制，少年俱纯，阳巾为横折，两幅前后覆之，为披巾，止披巾后一幅。又如将巾，以蓝线作小云朵缀其旁，复缘其所披者，以蓝为云巾，前系以玉，作小如意为玉结，制各不一。女子髻亦时变。近小而矮，如发髦有云，而覆后者为纯阳髻，有梁者为官髻，有缀以珠或垂络于后，亦有翠饰为龙凤者。古人虽卿相致政人里门，用肩舆平巾，贤妇人椎髻力作，有不弃蓍簪者，此何可多见？”“服饰之变：男子广袖，垂大带与身等，组织花纹，新异如雪梅、水田凡数十种。女子衫袖如男子衣领，缘用绣帊，如莲叶之半覆于肩曰围肩，间缀以金珠。裙用彩绣，志称挑线织金，争丑之，以为拙陋。然贫家男女，形鹄云鹑，田苍相望，得求败勰，亦为奇温，使人悯恻。”“履袜之变：旧制民间多用布履，有镶履，为二镶三镶之制，色用青蓝或红绿为朝鞋。今履用纯红，及各色镶者少用。又有道鞋、毯鞋、靴头鞋，其面浅而稍阔者曰董鞋；有彩线组为花者，为网绣鞋，亦有纱制，衬以皮金者；有裂布而组之，为布条鞋。袜制：初窄，后宽，大短面，称其履多有以纱罗绸绫为之。市中造袜，客为收买，曰尤墩布袜。”“组绣之变：旧有绒线有刻丝。今用劈线为之，写生如画。间有用孔雀毛为草虫者。近绣素绫装池作屏，其值甚贵。又有堆纱作折枝，极生动，尤珍。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作人物刻画，精巧为他郡所未有。”“布缕之变：志称三棱布，后用云布。今有七寸、九寸为标布。官布又有飞花布、丁娘子布、织花绒布为眉织。今京标染青，皆新改放长，各色旧贵。尤墩布以其厚且重，不便穿制，织者亦稀。惟真紫花布，道俗成用之。”“染色之变：初有大红、桃红、出炉银红、藕色红。今为水红、金红、荔枝红、橘皮红、东方色红。初有沉绿、柏绿、油绿，今为水绿、豆绿、兰色绿。初有竹根青、翠蓝，今为天蓝、玉色、月色、浅蓝。初有丁香、茶褐色、酱色、分为墨色、米色、鹰色、沉香色、莲子色。初有缁皂色，今为铁色、玄色。初有姜黄，今为鹅子黄、松花黄。初有大紫，今为葡萄紫。”(24) 可见其变化是较为全面和彻底的，与明初封建统治者所要求和规定的大相径庭。 时人范濂以自己的亲历所见，对当时松江服饰风尚发生的变化作了详细描述。 首先，头巾、帽子，在短短四五十年中，几经变化。“余始为诸生，见朋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25) 嘉靖初年，书生冬天戴“桥梁绒线巾”，春天戴“金线巾”；士大夫戴“忠靖巾”。此后，因繁琐而改戴“高士巾”、“素方巾”，又变为“唐巾”、“晋巾”、“褊巾”。嘉靖二十五年（1546）后，用“不晋不唐之巾，两边插玉屏花一对。年少美貌者，再加犀玉奇簪”以贯发髻。夏天从隆庆初年起流行用“骔巾”，巾的高度逐年增加，至万历中期，改用松江本地出产的“盈沙巾”，或用“马尾罗巾”、“高淳罗巾”，像骔巾一样凉爽透气。童生用“方包巾”。自陈继儒采用两根飘带束发的办法后，人多仿效，到万历中才逐渐不用，而改用苏州一带的“直罗头法”。未成年的男儿作此装束，更添童趣。嘉靖初，秀才又有戴“瓦楞骠帽”的，后来富人也用，使这种帽子的价格逐渐昂贵。万历以后，不论贫富，都用骠巾，其价格在银四五钱或七八钱之间。 其次，男人服装。范濂描述说：“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晋锦，今皆用千种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罗，初尚暖罗、水围罗，今皆用湖罗、马尾罗、绮罗，而水围罗又下矣。其他纱绸，更易不可胜计。”(26) 从中不难看出，追求奇异已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服装的变化周期也越来越短。嘉靖初，老人着装上长下短，小孩则为上短下长，衣服上均打有细褶。其后稍有变化，上下装无明显长短，再后有穿“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等。万历以后，穿道袍的人越来越多，并非因为“好古”，而是为了“好异”。衣服的材料，起初崇尚宋锦，后好汉、晋、唐锦，至万历中，已将汉、唐锦视为“厌物”，而崇尚千种粟倭锦、芙蓉锦，用大花头各四朵。罗是江南人主要的日常衣料之一，起初多用普通的湖罗、马尾罗、绮罗等，水围罗则很少有人用了。布袍是儒生的常服，但在万历中期，已经被人视为寒酸之物了，贫者必用绸绢色衣，此谓“薄华丽”。新春时节，文士必穿“大红履”，渎书少年必穿“浅红道袍”。上海的生员秀才，冬天必穿绒布道袍，夏天必用骔巾绿伞，即使家境贫寒者，也是如此。 第三，妇女服饰。妇女发型及头上饰物名目繁多：“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圆褊，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环，年少者用头箍，缀以团花方块。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销金拖。自后翻出排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圆，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坠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对，前用金绞丝灯笼簪，两边西番莲俏簪，插二三对，发股中用犀玉大簪，横贯一二支，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27) 可见发型、头饰变化之快，名目之繁多，风度之翩翩。其服饰“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推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藉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骠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自吴卖婆出，白昼与壮夫恣前后淫，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骠网巾，此又梳装之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28)。妇女服饰的男性化，反映了明中晚期男女服饰没有多少区别的社会现象和时尚。 第四，鞋袜。松江原本没有鞋店，人们所着之鞋，均流行南京轿夫营鞋店白勺式样。万历以后，开始有男人制鞋，式样也渐趋“轻巧精美”，不久便在郡治东面出现了许多鞋店。而南京轿夫营鞋在松江便非常少见了。当时富家大户的奴仆都穿三镶官履，与文人士夫官员几乎没有区别，其主人也大都喜欢家奴穿这样的鞋，以此炫耀。松江人喜着宕口蒲鞋，产自陈桥的宕口蒲鞋尤为“珍异”，后有宜兴史姓者寓居松江，所制蒲鞋工艺甚精，“贵公子争以重价购之”，数量达“几百家余”，鞋价因此而贱。袜子，松江本来也没有专门制作夏天所着袜子的店铺。万历后，有用当地所产的布制成单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一时在郡治西郊广开专做这种袜子的店铺，多达“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酬取值”，成为松江普通百姓的一大副业。嘉靖时，冬天松江人所穿的多是产于镇江的毡袜，万历中改穿绒袜，袜子皆尚白，轻巧保暖，家境贫穷的则穿山羊绒袜，价格不高，稍粗笨，但质量好的也能与绒布袜相比，这也是属于前述“薄华丽”陋习中的一种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