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上海的第一次集体婚礼 上海的七种生活 上海全市的居民，据民国23年上海市公安局发表的人口调查，共有336万2836人。这300余万人每天在上海生活线上挣扎着，营着各式不同的生活。 我们可以把上海的生活，分成七种典型。 第一、是要人的生活：政治要人们都欢喜在上海租界区内购置一个寓邸，以便在公余之暇来一度享乐的生活。那些寓邸，大多是设置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的最清静幽胜处，称为“×公馆”，建筑当然富丽堂皇，内部的布置，极尚豪华。要人们的出入，有自备的汽车，卫士随身保护着。他们如果在公余偶度的到上海来时，一定有许多当地的政治要员来作种种的拜会，互相宴答，有时兴致来时，素性来个园游会，邀集当地各要人和要人夫人，来同乐一下。如果遇到政治有什么变动时，这上海的寓邸，往往是做他们“高蹈”或“出山”的大本营。 要人的生活，虽在公余时也是很烦忙的，除了公务上许多同僚日常的拜会外，更有新闻记者和访员的前往晋谒，探询时局的消息和个人的感想，有时是记者们赶去探询的，有时是要人们召集记者去谈话的。何况上海是要人出入的重要码头，欢迎、欢送的酬酢，也是日常所免不了的，至于要放些闲情逸致，到上海各游乐场所去逛逛，那倒是很难得的。 第二、是富绅的生活：这里所谓富绅，是包括富商和闻人而言，富商有自内地迁居来的，有的是在上海新近发迹起来的；闻人是在上海市面上最响亮的人物。他们各有各的潜势力，这班富商、闻人的生活，那是极尽享乐与舒适。他们的居处不用说是广大的第宅，巍峨的洋楼，陈设着珍贵的用品，呼奴唤婢，威风异常。出门时坐着自备的汽车，有保镖随身保护着。室内尽是娇妻美妾，以供声色的享乐。他们每天的日常功课，便是修饰、打牌，到大规模的游乐场如回力球场、跑狗场等地去狂博。女子大多出入于大百货公司之门，挑选最华贵的衣料或饰物。 闻人们的生活比起富商来要复杂得多，除了处理一己的私生活外，还要参加社会上的各种集团生活，一件社会事业的赞助，要他们列名，一件重要案件的决议，要他们发表意见，此外，如公益事业，救灾捐款，奖券开奖，都非他们到场办理不可，所以闻人的生活，在华贵中还是十分烦忙。 第三、是高等华人的生活：这里所谓高等华人，是凭藉了外国人的势力而过着优越生活的人。他们有些是大洋行的买办，有些是外国人机关内的高等雇员，每月都有丰厚的薪金收入。他们平时耳目所沾染的，便是一些欧美的气味，因此，他们的生活都充分的欧美化起来。他们住的一定是华美的洋房，纵然自己置办不起，也一定要租赁这种完全欧化的住宅。他们穿的，一定是挺括的西装，出入也有汽车代步，但大半不用汽车夫，而由自己驾驶的。他们每天除一定的时间处理公务外，便可纵情于享乐，不过他们的思想程度较高，意识和趣味也高尚得多，他们的业余生活，便是出入于大电影院、大酒楼或大舞场。在星期日或假日，还会携着合家大小，作一次短程的旅行，到附近的名胜区域去游玩一天，以调剂身心的健康。因此，他们的生活，是高贵而较有秩序的。 第四、是小市民的生活：小市民是代表着上海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有相当的财力，在上海市内营着比较优裕的生活。他们想享乐，但又怕花钱，物质享受的欲望，永久不能使他们满足，因此他们的生活，常常会感到矛盾与苦痛。 他们的生活趣味较低，日常生活如衣食两项，都相当的讲究，每天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打牌、宴乐、看戏等事。他们留心报上的京戏广告，喜欢看布景伟大、内容神怪的戏文。男人们有时也喜欢涉足跳舞场或妓院，以及各种低级趣味的游戏场中。女人也喜欢在衣饰上较量，他们醉心于奢华，有时因为欲望的不满足而痛苦，这一类人，他们对于生活的享乐，常常感到不满足，因此精神上的痛苦，也占有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 第五、是一般从业员的生活：这是上海市民内最普遍的生活，从业员指商店、工厂、机关的职员而说，因了他们每月收入的不同，所以生活的状况也各异。大体说来，是“清苦满足”四字。因为他们的生活，往往与劳力的辛苦成正比，生活的费用，总是处处在“经济”二字上打算。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在工作中，余闲的时候，他们便是逛逛马路，看看友人，有好的电影片也不肯放过的，一定要去看一次。衣食两项，都因地制宜，不甚讲究。因为上海的各商店、机关都不供住宿的，所以他们的居家，都在弄堂式的市房内，也很精致，日常生活纵然说不上舒适，但是够称得起“安乐”，因为他们对于物质的享受是很知足的。 第六、是贫苦大众的生活：这些人担负了上海社会最下层的工作，如车夫、苦力、清道夫、捡垃圾的。他们用最苦最低贱的劳力，来图一己或一家的温饱。他们大半是异乡逃荒出来的灾民，在闸北一带建起茅草的蓬户，男人们以拉车搬运为主要职业，小孩们到各弄堂内去捡垃圾，或到大工厂里去做童工，年老的人，甚至匍匐在街头行乞。每天所得的是十分有限，而生活的巨轮常常紧压着他们，他们只得吃人家剩下来的食物，穿人家遗弃的衣服，住在黑暗的低湿的草房内，动辄起火，还有生命的危险。 第七、便是流浪人的生活：流浪人是指失业或无业的游民而言的。上海市内营这种生活的人很多，他们居无定处，食无定时，生活绝端的不安定。失业的流浪人，往往以向亲戚、朋友、熟人借贷过活，一旦找到了职业，便可过安定的生活。至于无业的游民，他们因为没有职业，便去做流氓、索诈、抢窃、求乞等的勾当，有钱时他们会尽量的享乐，没钱时连天的挨饿受冻。最低级的流浪人，蓬首垢面的在街头踯躅，他们的饭食，完全是由市内的送饭司务供给，他们专以乞取剩余的饭菜来饱腹。晚上便东倒西歪的横躺在人行道上或弄堂口，常常受巡警们无情的木棍和腿的踢击，如果兼有窃贼行为的，监牢便成了他们常去的住所。这些人，上海人统称之曰“瘪三”。流浪的儿童，便称为“小瘪三”，他们在大桥边挽拉经过的车辆，向乘客乞取数枚铜元，晚上也是住马路和弄堂的角隅，常常被巡警们追逐，好像驱逐一群野狗一般。这些流浪人的发生，完全由于上海社会组织的不健全，而找不到工作做，实在是一个最大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