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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足跚跚海样妆”——放足与女鞋 1900年前后，立德夫人曾经拜见过李鸿章，希望他对不缠足运动表示支持，甚至要求他像张之洞一样为她们写一些东西，她得到的是一段耐人寻味的答话：“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吗?不，现在我没那么大的权利。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不能。……我不善写文章，现在老了，更写不动了。”(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时事出版社，1998，308页)李鸿章显然对不缠足运动持保守态度，这话自然是推脱之辞，不过有一点却没有错：全中国的女人不可能同穿一双——或者一种鞋。 缠足的陋习由来已久，大约“肇于唐，入宋而多，及元而盛，若明若清，则尤以缠足为贵”(珂仲可《天足考略补》，《妇女杂志》第二卷第一号，“杂俎”，4页)。与“三寸金莲”相应的，就是花样繁多的弓鞋。旧日深闺中的女性，在两瓣弓鞋上可谓煞费心思，所谓“女伴相携笑话谐，商量颜色绣弓鞋。菱尖簇新如新月，戏踏飞花下玉阶”(孙兆溎《济南竹枝词》，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25123)。弓鞋的样式也多标新立异。《清稗类钞》中曾经提到同、光年间流行于上海的一种“画屧”：“镂空其底，中作抽屉，杂以尘香，围以雕文，和以兰麝，凌波微步，罗袜皆芳。或有置以金铃者，隔帘未至，清韵先闻。”(徐珂《清稗类钞》十三，中华书局，1986，6211页)读过冯骥才小说《三寸金莲》的人对其中关于弓鞋的描述大概会有很深的印象，我们在这里随意举出两个例子： 供在宋瓷白釉小碟上的一对小小红缎鞋，通素无花，深暗又鲜，陈旧的紫檀木头底子．弯得赛小红浪头……鞋头突出一个古铜小钩，向上卷半个小圆，说不出的清秀古雅精整沉静大方庄重超逸幽闲。 花边一层套一层……藤萝鱼鸟博古走兽行云海浪万字回纹，都是有姿有态精整乱。……放在手中，刚和手掌一般大小。又软又轻又俏又柔，弯弯的，好比一对如意紫金钩。 近代以来，在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下，缠足这种“折骨伤筋、害人生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116页)、弱国弱种的恶习逐渐被铲除。但放足之后，穿什么样的鞋，对于闺中女子可以说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其实在那些倡导不缠足运动的男性中不乏细心者，如谭嗣同订立的《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就规定“不缠足之女，其衣饰仍可用时制，惟着鞋袜，与男装同式”(《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湘报》报馆编《湘报》53号，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本，451页)。一些地方的不缠足会也制备了不同于男装的靴鞋样，如《黎里不缠足会缘起》第九条云：“欲知放足之法及靴鞋样者，请至本会所问取。”(夏晓虹《晚清社会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59页)不过让放足的女性穿上男式的鞋子，只能是权宜之计，她们习惯了用料考究、色彩缤纷、花样纤巧的弓鞋，自然要求新式的鞋子不但要合脚，而且要美观。精明的商家看准了这个潜在的市场，1898年，在不缠足运动高涨的湖南，长沙李复泰鞋铺就在《湘报》第80号起连续刊登广告：定做不缠足云头方式鞋，小字注明：“赐顾者请先交长短宽窄底式，不拘何等杂色，随人所喜。”这种大足鞋还售往外地，汪康年的朋友就曾托人代购过(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二，114页)。 大足鞋的销路好，很能够说明当时放足的妇女为数不少。不过新式的大足鞋子倒容易生产，但是放足之后的脚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大起来的，这些比弓鞋要大出不少的鞋子应该怎么穿法呢? 1870年前后，王韬在苏格兰押巴颠游历时，偶遇安徽籍的巨人詹长人，见他和妻子金福都穿着英国衣履。王韬感到最有趣的是金福的脚，“余向在阿罗威见金福时，画裙绣裨，双笋翘然。今则俯视其足，亦曳革屦，几如女莹之踁，长八寸矣。余讶其可大可小，变化不测，不觉失笑”(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133页)。这也许是比较早的一条有关小脚穿大鞋的记录。金福的脚当然不可能一下子从三四寸长到八寸，其中是应该有填充物的，通常是在鞋头上塞棉花，有个名目，叫“假趾套”。著名作家苏青，回忆她的五姑母时有一段绝妙的文字，说她平日在装饰上总是力求其新，虽然在脑筋方面却始终不嫌其旧。一双改组派小脚，不时换穿最新式的鞋子。有时穿上高跟鞋，“走起路来划东划西，好比一支两脚圆规”，有时穿上七八岁儿童穿的小篮球鞋，男生们见了她就拍手齐喊：“一只篮球鞋，半只烂棉花!”(苏青《小脚金字塔——我的姑母》) 老辈的放足女多穿改良的大足绣鞋，而天足女们对既美观又方便的皮鞋则颇为青睐。有竹枝词赞道：“绣鞋端合衬凌波，庇事偏教革履拖，为怕巫山新雨后，累侬湿了袜儿罗。”(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三，45页)“凤头鸪嘴尽勾销，爱着皮鞋底样翘。羡煞天然双妙足，弯弯两月可怜娇。”(罗四峰《汉口竹枝词》，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四，2677页)尤其是人们发现，原来从外国传人的高跟鞋(“西装之履”)，会产生和小脚同样的审美效果。当时就有人这样分析说：“‘缠足’两字，是绝对指用脚带缠足而言，若以其他方法使足部不得尽量长大者，就不在可禁止之列。女子的脚固未尝不可与男子一样长大。不过因保存尖小美观与行路娉婷期间，却不能许其十分舒服。况且外国女子也是如此，这是西洋文明文化潮流，断断乎不可以悖逆的。再加以女子的脚，真要放到男子一般大，女鞋店岂不要统统关门?外国原料造成的高跟鞋又何从销售?……所以现在女子仍旧肯牺牲脚部的舒适，保存相当的尖小，真不失为能适大体，值得称赞。”(邹英《葑菲闲谈》，姚灵犀编《采菲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36页) 的确，高跟鞋既保持了女性特有的娉婷体态，“一步一响摄人魂”(《新闻夜报播音园地汇编·白话文明》，《美术生活》13期，1935年4月，2页)，又无害于身体的健康发育，高跟鞋的魅力的确不可阻挡。民国初年．后来当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留学归来，对当时穿高跟鞋的女性曾经作过这么一番评论： 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时。你就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经大不相同了。……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的女儿的足硬挤到绣花鞋里了。(《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99页) 然而，也有人认为高跟鞋“其头既锐，其底复窄，且后踵又过高。夫头锐，则御之者足趾过于挤逼，致有生胝之弊；底窄，则横迫足部，有碍血脉流通；踵高，则足部重心不能均平，趾部受压过甚。”不过是“第二次别派之缠足”(罴士《女子服装的改良》，《妇女杂志》7卷9号，1921年9月，46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晚清民国上上下下反复提倡放足，但缠足这一陋习流毒时间之长，远远地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翻开姚灵犀的《采菲录》，可以从中看到许多民国期间各地禁止缠足的公告，时间是1928年到1935年期间，地区则既有内地的河南、山西，也有沿海的天津、山东。1930年王家桢接收威海卫英租地，到四乡走访了一天，发现没有一个男人是不带发辫的，没有一个女人不是裹小脚的(王家桢《收回威海卫英租地亲历记》，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445页)。有些更偏僻的地区，甚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彻底根除(王尔昌《民初盂县剪辫放足的实施概况》，郭裕怀主编《山西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83页；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552页)。 （作者 苏生文 赵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