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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改元初变故，草鞋毡帽遍华街——男装的变化 “老马把驼绒紧身法兰绒汗衫，厚青呢衣裤，全穿上了。还怕出去着了凉，试着把小棉袄絮在汗衫上面，可是棉袄太肥，穿上系不上裤子。于是骂了鬼子衣裳一顿，又把棉袄脱了下来。……要不怎么说，东西文化不能调和呢!看，小棉袄和洋裤子就弄不到一块儿!”(老舍《二马》) 老马先生为了继承哥哥在英国的遗产，带着儿子小马来到伦敦。第一次出门做客，就碰到了着装的麻烦。故事的发生时间已经是20年代，老派的中国人仍然难免被“洋鬼子衣服”折腾得遍体生津。的确，西装和中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着装模式，生硬地放在一起，自然是“套不上”的，不过，中国人从第一次走向世界开始，就在思考着装的问题，经过清末民初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还是找到了既有民族特色、又与世界潮流不悖的着装模式。 (1)西装的“洋为中用” 各国公使皆朝服，系青毡褂；前面齐胯，后垂二燕翅，作兀字形，长约二尺。……青毡裤，由胯至足，立金线一道，宽亦二寸。(张德彝《随使英俄记》，321页) 张德彝描述的“各国公使朝服”，其实就是早期的燕尾服和西裤。如今这种比较古典的西装我们只能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正规的音乐会上才能够见到。它和当时中国的传统男装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在造型上，西式男装一般是把双肩垫高并使胸部饱满，同时腰向内收，从而突出了男性的健美体型：上身肩宽腰细，呈倒三角形，下肢硕长挺拔，整体的曲线既秀美又有阳刚之气。到19世纪末，西式男装连“燕尾”也逐渐被去除了，显得更加轻便、潇洒(张乃仁、杨蔼琪著译《外国服装艺术史》，260)。 晚清中国社会真正的“洋装朋友”实在不多，不过“易服”和“断发”一样。一直是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少数留学生在国外为了适应环境而改穿洋装．但是一般的中国人对这种“鬼子衣裳”是很不习惯的。林语堂《京华烟云》中为姚家大少爷整理衣服的丫头银屏就觉得，洋衬衫长得可笑，袖口的里外面简直不容易认出来，袖扣很容易扣反，而且兜和扣子都多得出奇：“为什么西服要有那么多兜儿呢?那么多扣子呢?昨天我算了算，里里外外，一共有五十三个扣儿。” 或许多数中国人对西装的感觉和银屏差不多，所以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在提出“易服”的时候。特意对西装做了这样一番比方解释：“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大夫之遗，革舄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康有为《断发易服改元折》) 把西装和中国古代的圣贤联系在一起．今天看来实在过于牵强，不过康有为这么说实际上是为了适应大多数人的心理，让国人能够接受西装，这也符合当时变法的总策略——“托古改制”，其目的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服饰变革来改变中国人的面貌，以顺应世界潮流，所谓“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康有为《断发易服改元折》)。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也提出“合古今中外而变通之，其唯改易西装，以蕲进与大同矣。既有西装之形式，斯不能不有所感触，进而讲求西装之精神”(《论发辫原由》)，与康有为所见略同。 民国改元之后，西装“合法”地流行。1912年10月，民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关于男女礼服的规定，其中男子的礼服分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大礼服即西方的礼服，有昼晚之分。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衩，用黑色，穿黑色长过踝的靴。晚礼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后摆呈圆形。裤，用西式长裤。穿大礼服要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着晚礼服则可穿露出袜子的矮筒靴。此外还有常礼服两种：一种为西式，其形制与大礼服类似，惟戴较低而有檐的圆顶帽，另一种为传统的长袍马褂，均黑色，料用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刘志琴主编《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录》三，59—60页)。 这个服令的普及率其实并不高。当时多数中国人仍然是穿传统的长袍马褂。但是民国改元毕竟气象不同，随着剪发令的推行，为了给新剪的头发配上合适的衣帽，城市中的时髦青年已经纷纷改头换面、西装革履起来。所谓“先从顶踵别安排，摹仿西装处处皆。记得改元初变故，革鞋毡帽遍华街”(罗四峰《汉口竹枝词》)。自然，初学乍练，笑话也不少。有人给西装安上了中式镶边，“既学欧西要学全，如何细滚黑镶边”(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显得不伦不类。对于国人来说，西装虽然简洁干练，但也不是没有麻烦，比如说板形太挺，限制了人体的活动，舒适度比较差；扣子太多，衬衫清洗麻烦，还有就是像老马先生遇到的麻烦，不论冬夏都必须单穿，保暖性和透气性都差一些。中国人初着西装所遇到的尴尬，我们在清末的竹枝词里能找到不少痕迹： 初穿硬领最难当，令尹真教颈项强。 尚有胸前丝带结，也须学习始周详。 洁白衣裳易受疵，怕留污点惹人嗤。 仅教领袖天天换，洗濯钱文已不赀。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 欲学西装本不难，最难寒热两时间。 长裘短褐逍遥惯，自著番衣涕汗潜。 (罗四峰《汉口竹枝词》) 另外，西装有礼服、常服、便装之分，穿戴上也要讲究身份。溥仪曾经回忆：他结婚那天，宴请外国宾客之后，回到养心殿，脱下龙袍，换上便装长袍，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这身不伦不类的打扮被庄士敦看到，很为生气：“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一顶猎帽!我的上帝!……”(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 与西装相配的皮鞋，也给中国人带来不少烦恼。传统的鞋子大多是布制的，不存在擦鞋的问题，可是皮鞋却要勤擦：“皮鞋胶布尽通行，黑白咸称制造精。安得华人勤拂拭，从头到底现文明。”(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 虽然中国人初试西装遇到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由于在当时西式打扮代表着体面和新思潮，即使是普通市民，也要置备一套谣装以应不时之需。据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海上人士穿西装的，约占十之四五。……恐不久的将来，在40岁以下的男子，找不到一个穿中装的了”(郑逸梅《西装商榷》，余之、程新国主编《旧上海风情录》上，文汇出版社，1998，376页)。有些学校规定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时必须穿西装，颇让那些穷学生为难，不得不赊账三四百元(数月的薪水)置备一套西装，以解燃眉之急(邹韬奋《经历》，岳麓书社，1999，36页)。有的人则到旧货市场上去买旧西装，时称“淘西装”。 (2)长衫马褂的改良 传统的中式男装可以概括为“袍套”打扮。所谓“袍”就是长袍或长衫，“套”则是套在外面的马褂或者马甲，都有相对固定的尺寸。一般的马褂长仅及脐，有对襟、琵琶襟(右襟短缺一块)和右衽大襟马褂几种。马甲就是背心、坎肩，是紧身式的无袖短上衣，有一字襟、琵琶襟、大襟和多钮式(又叫巴图鲁坎肩)等，四周和襟领处都镶有异色镶边(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586—588页)。 和女装相似，这种传统的男服装饰性也很强。咸丰、同治年问，流行用大沿镶边，所谓“时兴马褂大镶沿，女子衣襟男子穿。两袖迎风时摆动，令人惭愧令人怜”(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一，231页)光绪、宣统年间，用宝蓝、天青、库灰色铁线纱等做短到脐部以上的马褂，在南方尤为流行，甚至有大红色的。面料一般用二则、四则、六则团花，折枝大花、喜字等纹样的暗花缎、暗花宁绸、彰容、漳缎等。当时的马褂不但和女装一样讲究镶滚、色彩鲜艳、图案繁复，衣服的式样也非常宽大，衣袖有大到尺馀的。袍衫一般要长到脚踝。这种宽大甚至带有女性化色彩的“袍套打扮”，在生活悠闲的时代显得文雅高贵，但是处在晚清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不但为外人所哂笑，也和更多的体力活动、快速的生活节奏不相协调。甲午、庚子战争后，受适身式西装的影响，中式袍衫变得越来越紧瘦，长盖脚面，袖仅容臂，形不掩臂，甚至蹲一蹲身子也会把长袍撑破。有记载说：“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窄太难论。洋人着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一，292页)这样反而带来了更大的不方便。 民国以后．受西装的影响，长衫、马褂在款式、质料、颜色和尺寸上都有了一些改良。如马褂，一般都采用黑色丝麻棉毛织品，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与马褂齐长，左右两侧的下摆处，还开有一尺左右的长衩。过多的镶边、太女性化的色彩不见了，衣服的款式不尚宽大，而趋向于合体。用作便服的长衫、马褂，颜色可以不拘。中等经济状况的男子，多数都单着长衫、长袍，不再外罩马褂或者坎肩，内穿西装裤，足下皮鞋，这种着装模式比传统的中装简单，又比西装随便而舒适。我们今日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五四”知识分子，往往是合体长衫一领，配上宽边眼镜、白围巾和常夹在腋下的书稿，整个感觉是朴素、稳健、温文尔雅、不卑不亢，符合中国男子的典型气质。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长袍马褂一直与同时流行的学生装、中山装、西装等并行不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很有可能穿不同的衣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李叔同留学日本时的打扮是个“彻底的留学生”的样子：“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手杖)、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回国以后却彻底地变了，“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苑兴华编《丰子恺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88页)。 (3)中西合璧的礼服——中山装 曾朴的小说《孽海花》描写一位叫做米筱亭(影射费念慈)的新进士，原是监生出身，因为娶了前科状元的女儿，颇有惧内之名。一次不知怎样又得罪了太太，招来一顿臭骂：“我是红顶子堆里养出来的，仙鹤锦鸡怀里抱大的，这会儿，背上给你驼上一只短尾巴的小鸟儿，看了就触眼睛。算我晦气，嫁了个不济的阌茸货。” 按清代舆服制度，文官补服一品绣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溪鸟><勅鸟>，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清史稿·舆服》)。米太太的父亲不但是状元。而且曾做到二品大员，所以她说自己是“仙鹤锦鸡怀里抱大的”，而米筱亭在中进士之前，只是八品的监生，所谓“短尾巴的小鸟儿”指的自然是补服上的鹌鹑。由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的官服在官场中划分出严格的等级；一个小官在上司面前自然没有平等的地位，就是在家庭中，如果碰到这样一位太太，也是抬不起头来的。 中国这种传统的服饰文化，在对外交往中却并没有得到西方人的认可，相反，却产生了许多尴尬的笑话。据说，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一次出席外国人的茶会，一位外国妇女“忽觉有触其颈者，觉其物松软，奇痒不可耐，按之不得，四顾又无所见。已而复然。再三察之，始知中国钦使之花翎左萦右拂也”(《郭嵩焘使英》，《清朝野史大观》卷4，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影印本，95页)。在这个故事里，外国人并不看重花翎所代表的荣耀，而只把它看成服饰上一种可笑的累赘。为避免尴尬，清末曾有一些外交官员提出改革外交服制的建议，但均未被采纳。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创制出了一种既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能体现民族特点的中西合璧的礼服——中山装，情况才开始改观。 中山装的来源说法不一，比较流行的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求上海著名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师傅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基样，设计一套直翻领的四贴袋服装，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式，钮扣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夏林根《第一套中山装》，叶亚廉、夏林根主编《上海的发端》，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2，336页)；其二是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的时候，深感西装不但样式烦琐，穿着不便．而传统的中装长衫又不能充分体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所以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又将原来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黄汉纲《中山先生与中山装》，《中山先生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218—219页)。 笔者将现存的孙中山照片中按时间排序发现，中山装的样式是有变化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穿的中山装是立领、只有上襟有两个倒山形袋盖的明袋，下襟则没有明袋(参见王耿雄编《伟人相册的盲点——孙中山留影辨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79页)；1923年之后中山装的样式却是翻领、前襟有四个倒山形袋盖的明袋。因此，上述两种说法其实并不冲突，上海“荣昌祥”制作的是早期式样的中山装，而在广州设计的则是后期式样的中山装。只是第一种说法没有注意到早期式样的中山装是竖领、只有两个明袋这两个细节。 中山装既保留了西装贴身、干练的风格，又融人了中国格调，强调对称、凝重。它不像传统的衣冠之制显示明确的官阶等级区别，但又比后来流行的夹克之类显得朴实、庄重，更适宜在较正式的场合穿着，而且符合中国人的中庸平和的价值观念以及内向、持重的性格特征。因此推出后不久，就在国内文职官员和学生中流传开来。到20年代末，国民政府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中山装被确定为礼服之一，还规定：夏季用白色；春、秋、冬季用黑色。从此，中山装更加流行，国际上也视中山装为中国男子的标准礼服。 在近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中，服饰的变化最为丰富多彩，用“时装发布会”来形容上海这类通商大埠的服饰潮流，一点也不为过。近代女性在讲求衣服样式、颜色的时候，已经在逐渐抛弃传统的等级观念；当她们穿起曲线暴露的时装出风头的时候，西方人性化、个性化的审美理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影响她们以往单调平板的生活；至于足部的解放，则有助于新一代女性的健康发育、自由活动，从而为走出闺阁、参与社会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同样受到西方服饰观念的影响，近代男子从清末开始剪去奴隶与落后的一大象征——辫子，到民国之后改良传统的长袍马褂、试穿全套的西式服装，进而设计出了既有中国特色又为世界认可的中山装，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旧式翎顶补服甚至女性化袍套遮盖下的病态的中国男人形象，逐渐被健康而富有阳刚之气的新国民形象所取代。外表的变化往往多少可以反映出内心的活跃，近代服饰文化的变迁。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西方自由、平等诸多新观念对传统中国人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者 ：苏生文 赵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