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世纪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情景（绘画作品） 今年77岁的潘吉星教授，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研究中国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是李约瑟晚年访华时必见的好友之一。在他看来，明代是继宋代之后火药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可谓集历史之大成”。宋末元初之年广泛应用于军事上的火器，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最典型的就是火箭，宋代的一级火箭到明代发展成多级火箭，大大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扩大了作战范围”。明朝已有专门的火器部队，名为“神机营”，相比元代的“炮手军”更为先进。 以此往前，中国对火药的利用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据中国当代民族史学家冯家升在其专著《中国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中所记载，虽然早在八九世纪，中国的炼丹术和医药就已经传入回教国家，可直至宋理宗年间的阿拉伯文兵书虽提到了火攻法，但仍未提到火药的主要成分——硝，反而将其归入同时期的药典中。 根据潘吉星的考证，“元大军将火器与骑兵结合，使得哪怕是欧洲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也不堪一击。攻打莫斯科用火炮，攻打巴格达用火箭，波兰和德国联合抵抗，结果被元大军围困，用火药攻克”。此后，元朝在当地建立政权，招募当地士兵制造火药，将火器技术传入欧洲。 历史并没有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下去。400年后，当年被蒙古骑士们带到西方的火药又回来了，但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 打捞“红夷大炮” 正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在其专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和文化》中所言，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在一夜间发生了变化，但如果将这些变化都归于1644年，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卜正民教授是李约瑟在晚年的合作伙伴之一。 “其实自明中期开始，虽然我们的火器仍在发展，但相比西方已开始显现落后的趋势了。”潘吉星告诉本刊记者。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葡萄牙传入中国的“佛朗机”已装配了用于瞄准的准星和照门，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这时候，我们的火炮仍大多是前膛装，每发射完一发炮弹都要清除炮筒中的药渣，费时费力。”此后，明朝廷很快就招募工匠，仿制了一批“佛朗机”，装备明朝陆军及海军使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