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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方的主要武力是八旗与绿营。八旗自顺治元年(1644) 入关后,已不堪作战;绿营在咸丰以后,也出现疲态。此时清廷必须要另成立一支军队,用以应付接连不断的战争,于是遂有防军的兴起。何谓防军? 根据《清史稿》的解释,指的是湘、淮军与各省绿营模仿他们新组的练军。① 湘军在咸丰二年(1852) 成立,之后为转战南北所需,人数一度多达30 余万,但同治三年(1864) 克定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后陆续解散。到了同治五年(1866) 只剩10 余万人,这当中以左宗棠麾下的2 万人最重要,并且曾经移驻台湾。② 咸丰十一年(1861) 福建延建邵道李鸿章承兵部侍郎曾国藩之命,在安徽省安庆组织淮军。此后淮军在李鸿章的领导下独树一帜,并且在同治五至七年平捻战争中表现突出。淮军全盛时达200 营以上,人数有10 余万。③ 光绪以后李的门生部将均占居重要军职,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遂被称为“淮系”。其中与台湾相关者为铭字营统领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32 ,“志一○七·兵三”,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1046 页。 ②皮明勇:《湘军》,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80 —289 页。 ③ 田玄:《淮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32 —139 页。 刘铭传、武毅铭军统领唐定奎、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等部。① 同治二年(1863) 直隶总督刘长佑,奏准直隶绿营仿湘军营制整编;同治四年(1865) 兵部、户部诸臣会议选练直隶6 军,始定练军之名,于是各省乃接踵组织练军。② 台湾绿营部分额兵也裁改成为练军。此外,与台地最相关者,还有闽、粤二地的练军。防军的出现,对清末的兵制有极大的影响。由于它是旋募旋散,军饷又多从厘金自理,因此给予统兵者相当大的权力,间接也造成各地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而早期对防军的记录或描述,以清末王 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以及梅英杰的《湘军人物年谱》最为重要。③ 之后的讨论多延续传统志书的写法,例如:胡耐安的《新湘军志》、郭振墉的《湘军志平议》、朱德裳的《续湘军志》。④ 近年的研究则深入讨论湘军的饷源、区域社会中湘军扮演的角色。⑤ 在两岸研究成果方面,对防军研究的第一人首推罗尔纲。1950 年代以后,罗氏从绿营兵制的研究,转向对湘军的讨论,且对清末武备制度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先后完成《湘军兵志》、《湘军新志》和《晚清兵志———淮军志》。⑥ 1960 —1970 年代,台湾学界跟进美国学界讨论中国近代史的趋势,加强对中国“近代化”、“挑战与反应”等议题的讨论。其中对于军事史的研究,以王尔敏最具代表。王氏的讨论对象为湘军、防军、练军,著有《淮军志》、《清季军事史论集》等论著。⑦ 1980 —1990年代,大陆学界再针对防军作更深入分析,议题扩大为各军对洋式武器的操作、洋将的任命、从淮军到淮系的形成、练军的出现等。代表学者有皮明勇、田玄、马昌华。⑧ 2000 年以后,始有学者对清末台湾的防军进行初步探讨,可是对象仅限于东部地区———宜兰、花莲、台东。⑨从上述可知,虽然学界对于清末防军制度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累积,但是对于区域性研究,特别是以省为对象的探讨,却少有成果。事实上,防军在同、光时期对于台湾军事与社会的影响均十分深远。自从同治八年(1869) 台湾绿营实施“裁兵加饷”的政策后,戍台的14000 余名班兵,骤降至7000 余名,显示出绿营对台湾防卫的重要性大减。此防御的空缺,当然就由逐渐移防,且人数不断上升的防军递补。光绪元年(1875) 以后台湾实施“开山抚番”政策,清廷准备以武力的方式,对付不肯就抚的高山原住民,此时防军又扮演攻击的主力。光绪十一年(1885) 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看重防军坚实的战力,遂要台湾部分团练模仿防军营制改编成“土勇营”,一起投入开山抚番的战争。简言之,清末台湾20 余年(1869 —1895) 军事的发展,防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对象,而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 ①陆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团研究———淮军、淮将和李鸿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94 —108 、217 —246 页。 ②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384 —385 页。 ③王 运:《湘军志》,台北,成文书局1968 年版;王定安:《湘军记》,文苑书局1964 年版;梅英杰:《湘军人物年谱》,岳麓书社1987 年版。 ④胡耐安:《新湘军志》,台北,志传书屋1969 年版;郭振墉:《湘军志平议》,岳麓书社1983 年版;朱德裳:《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 年版。 ⑤叶龙彦:《湘军饷源及其运用》,台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1973 年版;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⑥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 年版;罗尔纲:《湘军新志》,上海书店1996 年版;罗尔纲:《晚清兵志———淮军志》,中华书局1991 年版。 ⑦王尔敏:《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 年版;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 年版。 ⑧皮明勇:《晚清“练军”研究》,梁巨祥主编:《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61 —277 页;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 年版;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家族成员·武职》,黄山书社1995 年版。 ⑨ 杨庆平:《清代的宜兰驻军》,廖英杰主编:《“宜兰研究”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宜兰,宜兰县文化局2000 年版,第63 —100 页;李宜宪:《晚清后山驻兵初探》,台北《台湾风物》第50 卷第1 期,2000 年3 月,第13 —42 页;李宜宪:《晚清后山驻军与民庄的关联性》,台北《台湾风物》第50 卷第3 期,2000 年9 月,第83 —114 页。 一、台湾防军营制的变迁 首先要考证的问题,则是台湾何时有防军驻扎? 表1 和表2 的内容是同、光时期驻防在台湾的防军总人数与驻扎地。表1 编号1 列出同治七年(1868) 有新左军、靖海军调台,其实他们是台湾镇总兵官刘明灯麾下的部队。同治五年刘氏调补台湾镇总兵官,并率领楚军新左营赴台,成为台湾有防军之始。① 楚军属于湘军系统,闽浙总督左宗棠继曾国藩之后,成为湘军的领导人之一。然而他在营制上却师法湖北道员王 ,以“旗”代替“营”,并以楚军之名有别于湘军旧称。② 至于淮军与练军何时驻防台湾? 前者是在同治十三年,为对付因牡丹社事件盘踞在琅峤的日军而来(表1 编号2) 。后者可分为福建绿营练军与台湾绿营练军,福建绿营练军成立的时间为同治十三年。隔年随即调台,目的是前往卑南厅南澳(宜兰县南澳乡) 进行开山抚番(表2 编号3) 。台湾绿营练军成立的时间,亦在同治十三年闽浙总督李鹤年在奏设福建绿营练军中,提到台营“自应照办”的话语。③光绪元年十二月上谕准许台湾绿营仿楚军营制编为练军。④ 其次,驻防台湾的防军名称。它们包括:新左军、靖海军、兰字营、镇海营、宣义右营、绥远前左旗、振字营、福靖新右营、福靖右营、福锐左营、潮晋营、线枪营、飞虎左右营、海字营、绥靖营、健勇营、吉字营、恪靖营、仁绥营、擢胜营、铭字营、庆字营、祥字营、功字营、巡缉营、胜勇营、昌字营、武毅营、定海营、海防屯兵营、南路屯军、南番屯军、巡抚亲兵哨、淮军隘勇营、屯军营、台防卫队营、南字营、淮军台勇营、义抚军、台湾善后局亲兵、台湾左右翼练兵、大甲左翼练兵、安平左右翼练兵、北路中营练兵、嘉义营练兵、恒春营练兵、防军营、石头营、打鼓山营,总数达50 个之多。⑤ 光绪十八年(1882) 来台编纂《台湾通志》的蒋师辙,已感叹了解营制的不易。⑥ 不过因涉及楚军、淮军、福建绿营练军、台湾绿营练军的编制,所以有必要个别讨论。 湘军的编制,根据《曾文正公水陆练兵志》所记,营是该部最基本的编制,1 营共500 人,指挥官称营官。以下分4 哨,每哨108 人,指挥官称哨官;另有哨长佐之,其余是护勇、伙勇若干。哨以下还有队,每哨8 队,指挥官称什长。⑦ 然再根据王 所撰《练勇当言》,其编制有异:1 营共508 人,指挥官仍称营官。以下分为4 哨,每哨85 人,指挥官称哨长;另有副哨长佐之,其余是护勇若干。哨以下有队,每队都是12 人,但抬枪队是14 人,队的指挥官称什长。⑧ 湘军采明将戚继光兵法遗教,稍做变通后与连坐法并行,所以战斗力超越绿营许多。⑨ 左宗棠麾下的楚军“大营”有505 人(略改王 营制的508 人) “, 小营”(也称“旗”) 有370 人。台湾建省以前,小营的规模还颇为常见,例如:同治十三年福建提督罗大春,就把调台的3 个营改为4 个旗,重新命名为“绥远军”。10 ①《清史列传》(103) ,台北,明文书局1985 年版,第430 —433 页。 ②况周颐:《餐樱庑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第47 页。 ③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2) ,台北,故宫博物院1994 年版,第1687 —1689 页。 ④洪安全主编:《清宫谕旨档台湾史料》(6) ,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 年版,第4858 页。 ⑤此外还有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台南出现的礼、信、义、虎营,以及帮办钦差杨岳斌的干字营,驻防恒春的忠字营,台湾 府的翊安营,但驻地与人数均不详,所以未列入表中。参阅杨岳斌《杨勇悫公奏议》,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 年版,第35 、54 页。 ⑥蒋师辙:《台游日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 年版,第55 页。 ⑦王定安:《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高体乾主编:《中国兵书集成》(47) ,辽沈书社1992 年版,第904 —906 页。 ⑧王 :《练勇当言》,高体乾主编:《中国兵书集成》(47) ,第735 —738 页。 ⑨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97 年版,第5 页。 10 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1 年版,第19 页。 光绪七年(1881) 福建巡抚岑毓英对台湾防军汰弱留强,把戍台的12 营与镇标练军全改为小营。① 建省以后,由于台湾以淮军为主,所以“旗”的编制不再出现。 淮军的编制大抵与湘军同,因为其营制也是曾国藩手定的。不过在平捻战争时,淮军另设马队营,此时在营、哨、队之外,又出现“棚”的编制。1 哨有非骑兵的散勇5 棚,1 棚为10 人,指挥官称什长。② 营、哨、队、棚的编制影响到日后练军的营制。同治九年(1870)《直隶练军马步营制章程》,清楚写明步队营制是营─哨─队,马队营制是营─哨─棚。③ 不过同治十三年福建绿营始编练军时,用的是楚军的章程:以营─哨─队整编,营指挥官称管带,哨指挥官称正、副哨长,队指挥官称什长。④ 台湾绿营练军在台湾建省前亦仿楚军营制,理应找不到棚的痕迹,但建省以后大批淮军驻台,也把棚的编制带来了。然除了练军外,不管是湘军还是淮军,其军队的本质都是私兵性质。所以只要营以上的长官———统领,营的指挥官———营官,作战身亡或被撤职,即全军或军营必须解散重编。另外从表2 来看,指挥官一栏中,其头衔许多都是挂上“记名”二字。原来清末军兴,获得军功之人太多,史载记名提督近8000 ,总兵近2 万,副将以下汗牛充栋。⑤ 但是没有那么多职缺授予他们,于是只好先以记名的方式录下功劳,再随军出征取得遇缺即补的资格后才任官。 其三,台湾防军人数的增减与各部情况。从表1 来看,总人数有二个阶段的起伏。第一阶段是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九年(编号2 —8) ,第二阶段是从光绪十年到十七年(编号9 —15) 。第一阶段初始台湾防军有16500 名,但逐年递减;第二阶段为因应中法战争,防军又开始增援台湾。光绪十年人数一度冲破2 万人。战争结束以后台湾随即建省,因应开山抚番的需要,防军人数再次增加,光绪十五年达到21500 人的历史新高。尔后抚番疲态出现,防军人数开始下降,到了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前夕仅存8000 人(表2 编号27) 。 自从淮军崛起之后,清末就有“湘淮畛域”之分,其原因半在曾、李二人领导风格不同,半在地域情结作祟所致。⑥ 光绪十至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督办台湾事务钦差刘铭传与台湾道刘 的恶斗,即是湘淮不合的写照。⑦ 不过这种情况,在台湾只发生过一次。事实上从同治五年台湾有防军开始,湘、淮二军同时驻防的机会并不多。淮军第一次驻防始于同治十三年,但该部在南路开山抚番损失颇大,为此在光绪元年六月坚求内渡。⑧ 该年十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函复福建巡抚王凯泰,还告知“该处既无大利可兴,生番亦无归化之法,或留一、二整军分扎镇抚”⑨。看来淮系的势力是以北洋为主,对于属于南洋大臣辖地的台湾并无留恋。所以从光绪元年七月至九年,则是楚军、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福建绿营练军、台湾绿营练军协同守备的阶段。 这当中以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移驻台湾较为特别,因为他们都是随带领者任官去向移防。前者有福建候补道方勋指挥的潮晋营,福宁镇总兵官吴光亮指挥的飞虎营、线枪营、振字营、吉字营(表2 编号7 —11) 。吴氏原籍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在接福宁镇前先任南澳镇总兵官。飞虎营就是他在广东招募的勇丁,光绪元年至四年参与中路开山抚番工作表现不错,光绪五年调补台湾 ①诸家:《台湾关系文献集零》,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2 年版,第115 页。 ②王尔敏:《淮军志》,第99 —101 页。 ③曾国藩:《直隶练军马步营制章程》,高体乾主编:《中国兵书集成》(48) ,辽沈书社1993 年版,第117 —153 页。 ④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2) ,第1687 —1688 页。 ⑤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96 页。 ⑥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4)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1427 —1428 页。 ⑦许雪姬:《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 期,1985 年6 月,第127 —161 页。 ⑧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 年版,第330 页。 ⑨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4)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版,第338 页。 镇总兵官。后者是福建巡抚岑毓英的黔军,只在光绪七至八年(1881 —1882) 短暂驻防过台湾,人数也有一、二千之谱(表1 编号6 —7) 。至于福建绿营练军,以陆路提督罗大春率领的14 营最为重要。罗氏也被赋予开凿北路通往后山道路的重任,他麾下的部队如福靖新右营、福靖右营、福锐左中营等,全都驻防在苏澳至吴全城(宜兰县苏澳镇至花莲县寿丰乡) ,或者台湾府城一带(台南市,表2 编号3 —9) 。台湾绿营练军因为数据存留太少没有表列内容。能找到的记录仅有光绪四年(1878) 十一月,福建巡抚吴赞诚巡阅台湾时,在府城校阅过镇、道二标练军。① 光绪十至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楚军大举援台,两年内至少增援8050 人,创下湘军在台人数新高。同一时期淮军驻台人数,大约有8870 人,彼此相差不远。不过台湾建省以后,楚军就陆续移出台湾。在首任巡抚刘铭传的运作下,日后在台的淮军已是一军独大(表2 编号20 —27) 。淮军勇丁的来源不像湘军单纯,清一色都来自湖南。虽然淮勇大部分还是以安徽庐州、六安、安庆人为主,但来自苏、豫、鲁、津者也不少。② 正因如此,所以光绪十七年台湾竟然也出现“淮军台勇营”(表2 编号25·37) 。然而淮军的创立,其军事功利目的倾向太明显,这与湘军创立的目的———挽救王朝与伦常危机相差很多。③ 这个缺点使得淮军作为清末中国军事改革的契机,很快就消失了。19 世纪中叶以后,欧美各列强历经克里米亚战争(1854 —1856) 、美国南北战争(1861 —1865) 、普鲁士统一战争(1864 —1871) 、俄土战争(1877 —1878) ,逐渐思考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它包括:新武器的研发、新科技产品的投入、新战术的出现,以及伴随而来的编制、后勤、教育训练的更张。中国处于这一变局中,如果对建军做出最适宜的调整,有可能赶上各列强的水平。④ 初创时期的淮军,还是给人以无限的期待。在模仿西洋战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了合成军队———步兵、炮兵、骑兵、工兵(长夫) ⑤;并且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方式训练,让部队更能接受新式武器的考验。不过学者刘广京却有着精辟的看法,他认为勇营的组织和现代的军事体制仍不能兼容。症结在于官阶制度让中、上层将领免于直接参与作战,这使得营官或甚至哨官,去接受严格的(洋式) 操法是不可能的。⑥ 光绪元年九月《纽约时报》观察了中国的建军发展,并提出严苛的批评,认为他们在军容壮盛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抗不到5 分钟。⑦ 外国人的评论或许有道理, 但要知道的是在中法战争中,防军与法军周旋的时间,早已超过“5 分钟”。 其四,驻台防军的训练与待遇。光绪元年沈葆桢在致李鹤年的信中,提到台湾绿营练军成军之难:营官数月仅下教场三四次,兵丁以鼓噪为能。⑧ 其实这些练军没有理由怠惰,因为他们的月饷每人均调高到4 两5 钱,是裁兵加饷后马兵的2 倍。⑨ 光绪六年《申报》也披露,福建绿营练军战斗力下滑:呈现练如未练,操则空操的假象。10 各省练军试行之初,官员们以为勇比兵优,因为都是选锋之故,勇丁的素质比营兵为佳,孰料台闽的情况不如预期。光绪九年台湾道刘 颇思变通,声称 ①吴赞诚:《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7 年版,第33 页。 ②罗尔纲:《晚清兵志———淮军志》,第29 —30 页。 ③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第46 —47 页。 ④Woodward David , A rmies of the Worl d 1854 —1914 (New York : G. P. Putnam’s , 1978) , pp. 10 —19. ⑤刘子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69 —170 页。 ⑥〔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张玉法译:《剑桥中国史》(11) ,台北,南天书局1987 年版,第224 页。 ⑦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215 —217 页。 ⑧沈葆桢:《沈文肃公牍》,第302 页。 ⑨蒋师辙:《台湾通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 年版,第711 页。 10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 年版,第971 页。 “兵不能战,未必全不能守”,仍把台湾府城的防御交由镇标练军掌理。① 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福建绿营练军不再驻台,留台者只存淮军、台湾绿营练军,这给予刘铭传一个改革的机会。待遇的调整势在必行,台湾道、镇从前漫给统费银,每月多至200、400 两,现统一发放每月100两。淮军统领兼管带(营官) 月饷银50 两,公费150 两。管带月饷10 两,公费30 两。哨官月饷9 两,哨长月饷8 两,什长月饷4 两8 钱,正勇月饷4 两2 钱,伙勇月饷3 两3 钱,长夫月饷3 两。② 练军除正勇调降至3 两6 钱外,其余皆同。③ 光绪十一、十二年全台35 营(包括部分土勇营) ,练军3 营,每年军饷银约120 万两。④ 此数目比同治八年裁兵加饷时的24 —26 万两,要多上5 倍。至于饷源,湘、淮军创设时,均以“就地筹饷”方式解决,其法就是设立厘卡抽取厘金。⑤ 根据《光绪会计表》记载,直到光绪十五年为止,台湾省新增洋税、厘金共106 万两,加上福建省协饷44 万两,可解燃眉之急。⑥ 其五,防军的驻地。防军在台湾驻扎,共集中在7 个地方———台东直隶州、基隆、沪尾、台北府城、台南府城、恒春县、嘉义县。防军对区域社会的冲击有何影响,颇值得注意。防军不像专顾地方治安的绿营,他们还须注意械斗、竖旗事件的发生;也不像绿营须株守固定的汛塘与营盘,若有必要,他们全军开拔实属家常便饭。所以防军唯一专顾到的区域,即在俗称的后山———今天的中央山地与花东。该区域建省以前称为卑南厅,以后改称台东直隶州。在这里没有绿营,防军是唯一的官方武力。为了抵御原住民的攻击,这里的守备呈现出战争或备战状态。而且为了避免各营产生疲态,也要不时与驻守在前山的防军互调休息。 至于如何防止防军出现疲态,一直是官方长期备受困扰的问题。与当时英国士兵相较,勇丁们不酗酒的习惯值得嘉许,但他们却有另一种恶习更甚于酗酒,即是吸食鸦片。⑦ 台湾后山瘴疠极多,勇丁们更借口吸烟以避瘴毒,长久下去如何谈得上出操训练,于是战力遂不复以往。⑧ 光绪十九年,时人已经看出败象,认为淮军水土不习,每至暑月相继死亡,不如再定营制,改以土勇为主。⑨当然这项建议因遇上割台,并没有实施。不过也透露出土勇营战斗力逐渐强化的事实,同时证明先前使部分团练“防军化”确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二、台湾防军与绿营、番屯、团练的关系 绿营改制后的防军称为练军,可是仍有众多的营兵未及改制,他们仍以绿营的身份守备地方。台湾绿营跟内地的营制比较,最特别之处在于实施班兵制。原来台湾绿营的士兵,都是由福建绿营各部散丁抽调来台,并以3 年作为换班的期限,故称之为“班兵”。11 简言之,清代台湾的男子,没有加入绿营当兵的权利,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如:乾隆朝的林爽文事件、嘉庆朝的蔡牵事件) ,朝廷 ①刘 :《巡台退思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年版,第89 、235 页。 ②胡传《: 台东州采访册》,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年版,第15 —16 页。 ③连横整理的勇饷表是很好的参考数据,但是他所列屯兵营月饷有误,按当时台湾防军待遇几乎统一。参阅连横《台湾通史》,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 年版,第237 页。 ④唐赞衮《: 台阳见闻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年版,第100 页。 ⑤罗尔纲《: 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许仁图编《: 清史资料汇编补编》下,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 年版,第240 —255 页。 ⑥刘岳云编:《光绪会计表》,光绪二十七年教育世界社石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⑦〔英〕约·罗伯茨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 年版,第153 页。 ⑧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年版,第8 —23 页。 ⑨蒋师辙:《台游日记》,第91 —92 、136 页。 11 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版。 急需募兵以补足阵亡者的缺额。据考证,班兵制推行的时间起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 ,止于同治六年(1867) 。光绪元年上谕台湾绿营可以就地招募,使得班兵成历史名词。① 不过当台湾男子可以参加绿营之时,绿营戍台的地位却日渐下滑。同治八年“裁兵加饷”以来,台湾绿营只剩7000 余名,并且驻守的汛塘数目,从未裁撤前的193 个,锐减至97 个。大幅削减后的汛塘,使得绿营分防的区域减少。因此驻守的重点,只限于两个地方:其一是府治与县邑,例如,台北府、新竹县城、嘉义县城、凤山县城、宜兰县城,这些汛地弁兵平均分配500 名;其二是海边与近山的要口,例如,鹿港(彰化县鹿港镇) 、山猪毛(屏东县三地门乡) 、猴洞口(台南县关庙乡) 、冈山(今高雄县阿莲乡) 、下茄冬(台南县后壁乡) 、水底寮(屏东县枋寮乡) 、笨港(云林县北港镇) 、大甲(台中县大甲镇) 、大鸡笼(基隆市) 、头围(宜兰县头城镇) ,这些汛地弁兵平均分配100 名。② 从当时绿营重点驻守的地方来看,可谓大甲溪以南的中、南部居多。再对照表2 编号2 —16 ,光绪元年至十年防军的分布地区,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二支部队的驻地被刻意隔开。当时防军驻扎的地方,主要是嘉义县、台北(府) 、米仑山、奇来(俱在花莲市) 、南澳(宜兰县南澳镇) 、枫港、桐脚(俱在屏东县枋山乡) 、苏澳(宜兰县苏澳镇) 、基隆(基隆市) 、淡水(台北县淡水镇) 、凤山旧城(高雄市左营区) 、苏澳至吴全城(苏澳镇至花莲县寿丰乡) 、社寮至卑南(南投县遵山镇至台东市) 、牛 辘至璞石阁(南投县水里乡至花莲县玉里镇) 、知本(台东市) 、水尾(花莲县瑞穗乡) 、大港口(花莲县丰滨乡) 、溪州、马太鞍(俱在花莲县光复乡) 、台湾府(台南市) 、潮州(屏东县潮州镇) 、象鼻嘴(寿丰乡) 。 所以同治八年至光绪十年台湾绿营与防军,共同驻防的地方,经过归纳主要有嘉义县、台北府、基隆3 个地方。营兵们平常的任务,同治九年编纂的《兵部处分则例》已规定得很清楚。书中明载乾隆朝的要求,如汛兵须注意保甲、缉盗、缉私、禁赌等事项③;道光朝的要求,如不得擅受民词、必须分年查阅营伍、巡查营汛、汛弁怠忽营伍、注意营伍废弛、弁兵生事扰民、诬良为盗、营兵为盗、营兵窝盗、兵丁重利放赈、地方失事、盗贼藏匿地方、失察械斗、失察盟党、失察逞凶结党、失察硫磺、失察硝斤④。此外还增加了汛兵不得擅责窃贼、留意窃盗充伍、失察私铸等事。⑤ 可知绿营被赋予维持治安的工作,并不因人数的减少而改变。然而实际执行的情况,却有它力有未逮的一面。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时至清末,台湾盗匪使用的武器已日益精良,他们通过走私的方法,很容易取得后膛长枪,或者六响小洋枪(左轮手枪) 。可是营兵们还在使用前膛的鸟枪,以及大刀、长矛、弓箭,在火力上已经明显屈居劣势。⑥ 追捕盗匪的责任也渐渐从绿营转移到防军身上。这一期间,出现了两个有名的围捕盗匪的个案:一是同治十二至十三年彰化县 东堡(台中市) 廖有富事件,另一是光绪八至九年嘉义县梅仔坑(嘉义县梅山乡) 庄芋事件。对于前者,有谓廖有富是“要求”地方官合理课税未果,反而被官员报复诬指为匪处理。然而廖氏党羽倚恃洋枪之助,即便北路协副将秦怀亮,急调福瑞新右营前往围捕,还是逃入内山,从此未有踪迹。⑦ 对于后者,庄芋本是嘉义地方的积匪,台湾道刘 上任后,决意将 ①许毓良《: 清代台湾绿营的再析论》《, 台湾文献》第56 卷第1 期,2005 年3 月,第55 —78 页。 ②许毓良《: 清代台湾的军事与社会———以武力控制为核心的讨论》(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 年4 月) ,第494 —497 页。 ③《兵部则例□□卷》,清乾隆内(务) 府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④庆源:《钦定兵部处分则例》,道光年间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⑤佚名:《兵部处分则例》,光绪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⑥许毓良《: 清代台湾社会用铁与硝磺考———兼谈火器的使用》《, 台湾文献》第55 卷第4 期,2004 年12 月,第107 —143 页。 ⑦ 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第2 页; 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3) ,台北,故宫博物院1994 年版,第2211 —2213 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