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1811～1872）率领湘军，攻下天京之后，这位湘军的统帅，成了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是大学士兼两江总督，他弟弟曾国荃是总督,统领湘军最精锐的部队吉字营, 湘军的实力是当时无以匹敌的，直辖兵力十几万，当时满清八旗部队已不堪一击.天下半数督抚出于曾国藩门下,可以说，曾氏集团在打败太平天国之后,声望和实力均达到了顶峰。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被俘后曾自白：如果曾国藩这时选择赵匡胤式的“黄袍加身”,联手李秀成,以湘军为骨干,辅以太平军的余部，问鼎天下，定能所向披靡，谁也挡不住。 奇怪的是，身处激流中的湘军统帅，尽管兵权在手，各中条件似乎都已具备，但他并没有学统兵陈桥时的赵匡胤，没有“黄袍加身”，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当时的一些明智之士，并不是没有看到对曾家十分有利的大局势，如湘军中，颇有智慧的水军都督彭玉麟，就曾经含蓄地提示过曾国藩大胆举事，就连有些鲁莽的曾九帅，也劝过他哥哥该识时务举大事，湘军中的一些中层统帅，据说也联名上书劝过曾国藩大胆出手，显然，湘军中“黄袍加身”的呼声已不时传到曾国藩的耳边，但这位身处顶峰、权倾一时的统帅，居然写下了“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向部下表明心迹，这是胆怯，是不适时宜，还是另有更深刻的原因呢？ 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文武大才，素以谋略著称，难道他看不清当时的局势吗？显然不是。他历来所考虑的，比别人更周全，在造反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他是不会糊涂的。他之所以在攻陷天京后采取激流勇退的策略，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全局非常了解，没有造反，实是高明之举。 首先，攻陷天京后，湘军表面上无敌于先下，但实际上其战斗力已过了鼎盛时期，正江河日下，攻破天京后,彪悍鲁莽的湘勇大肆掳掠,被胜利冲昏了头，只待早日衣锦还乡，享受胜利成果，军心已涣散，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骁勇善战。假定曾家造反，那些湘勇们很难说还能为曾家卖命。 其次，在曾国藩阵营中，不仅分出了左中棠的楚军一支，而且在湘军之外，又有了本属湘军，但后来却已独树一帜李鸿章淮军，左和李虽然都是曾国藩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但颇有帅才的左、李二人，独撑一面后，未必是曾国藩所能支配得动的，特别是如果曾家造反时，他的这两个得意门生很可能成了他的强有力的对手，作为老师，曾氏深知他的门生们的秉性和能耐。 再次，历来提防汉人的清政府，对曾氏早有防范。早在咸丰四年,曾国藩攻占武昌,皇帝很高兴,正准备封赏时,就有大臣密奏说：曾国藩一介闲官能招募数万兵众,不是朝廷之福。这提醒清最高统治者：严防汉人掌握兵权。从当时起，清政府就开始防范曾国藩势力。天京陷落,清政府不允许曾国荃八百里红旗报捷,继而赖掉咸丰帝“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一等候的爵位,同时，借追究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的责任，弹压曾氏，并在天京周围布下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等统领的满蒙重兵,对湘军构成合围之势.如曾氏造反，立马遇到清政府的强敌。 此外，曾国藩不仅要对付满族的军队，即使造反成功了,还要面对太平军残余势力,对付捻军,对付各地的民间武装,以及解决湘军内部的分裂问题,特别是还要对付外国的侵略势力.曾国藩打天平天国很有办法，但对付外国强敌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旗帜问题，曾氏号称著名理学家，历来讲忠孝，对付太平天国时，他是以湘军的宗亲文化，即儒家的伦理文化来破解太平军的神学文化，所以胜利了，如果他造反，如何举忠孝的旗帜呢？如何号令湘军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对此，湘军其他将领可能没有想到，但作为熟读兵书，熟知儒家文化的原翰林院和礼部的高官，他是不能不想到的，所以，他也不可能与降将李秀成携手，毁了仁义的旗帜，等于将自己置于必败之地。 当然，之所以没有造反，还由于曾国藩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他宁可“求阙”,也不求全.他有浓厚的忠君思想，他长期写日记，日日三省其身。进士出身而进翰林院做庶吉士的知识分子，与赵匡胤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他还是迈不开造反的步伐，不敢奢望“黄袍加身”。 再说，连年的战事，使很想成大理学家的曾国藩也厌倦了战争了，军事统帅可能本不是他最想当的，攻下天京后，他也不想再战了，可能也不想让湘军，让民众再卷入战事了。 所以，攻陷天京，他立即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裁掉湘军的精锐部队吉字营，让攻陷天京的前线总司令他的弟弟曾国荃请病假回家，缩减湘军其他团营的人数，奏报恢复因战事停顿的科举，重修夫子庙，重刻《船山遗书》等等，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向清政府伸出橄榄枝，向南京及江南的民众示好，及时改变紧张局势，转向清政府所期待的中兴，所以，他也成了中兴名臣。 激流勇退，身处政治军事浪峰上尚能巧妙稳退，这就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凶险局势中，他能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说明他在关键时刻，胸有成竹，头脑清醒，他避开了造反，也顺利地化解了危机，这对曾家有利，对湘军有利，对清政府也有利，对于广大民众，免于再卷入痛苦的战事，更是大大的有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