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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2.18—1916.11.8），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国近代军事家。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垫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匀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赢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曾国藩、胡林翼的许多奏章、函牍和日记中，选摘出有军事价值的言论，分类编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并附以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希望以此作为对滇军的精神讲话材料。他在《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结合曾、胡的言论，谈了对选将，治军、作战等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军事思想。 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25页）他的这种既借鉴外国战争经验，又根据本国的实际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炬迅速发展为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10月30日，辛亥云南起义爆发。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在革命的决定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起义军作战。当晚8时，蔡锷命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军第73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自己率第74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战至第二天中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于五华山，击毙云南新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俘获云贵总督李经羲，结束了清政府对云南的统治。 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 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