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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行北洋 随着炮船、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等各类舰只的逐日增多，北洋海防实力很快跃居沿海各处第一，成为内定的国家海军人选。1888年10月，清政府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建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记载，纳入北洋海军正式编制序列的鱼雷艇实际只有6艘，即“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他们单独编成为鱼雷营，营制模仿淮军陆军的组织方式，以每艘艇作为一营，分别由王平（王登云）、李仕元、徐永泰、（“右一”鱼雷艇管带不详）、刘芳圃、曹保赏等管带，其中除王登云是天津水师学堂鱼雷专业毕业外，其余均为曾留学德国的鱼雷专业学生出身，但是因为鱼雷艇人数编制较少，各艇的管带大都只是都司、守备等低阶。其他如“定远”等舰的舰载艇“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均没有单独列编，如果将这些鱼雷艇以及稍后调入北洋海军的“福龙”鱼雷艇都点算在内，那么北洋海军成军后鱼雷艇总数应当为13艘。 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旅顺军港，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兴办的一项规模空前的国防建设工程。最初为法国工程师承办，后由李鸿章的亲信部下，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主持，建造工作开始于1880年，主要目的是为北洋新式舰队提供一个全面的维修、保养基地，在构建庞大的炮台工事群，修建开挖大型船坞、港池同时，与鱼雷艇配套的相关设施也同步施工建设。除了专门用于保存鱼雷的仓库、维修保养以及调整定深的鱼雷工厂、停靠鱼雷艇的小石码头等专门设施外，旅顺基地内还建设了蔚为壮观的鱼雷艇岸上仓库群。因为鱼雷艇体积小，不耐风涛，从保养角度起见，如果长期停泊在海中，对于艇的使用状态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和安全隐患，旅顺基地的鱼雷艇岸上仓库，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轨道交通设施，可以直接将鱼雷艇从海中运输刷洗上岸，送至一间间规模庞大的专用库房内保存，以方便保养维护。需要使用时，则打开库门，将鱼雷艇运送下海即可。这些先进的设施，为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硬件技术设施保障。比旅顺基地建设稍晚的威海卫基地，与旅顺口共扼渤海门户，是北洋海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和屯泊之所，考虑到鱼雷艇部队的停泊方便，也配套修建起了鱼雷库房、鱼雷艇码头等设施，但规模较之旅顺则略小。  旅顺基地里的岸上鱼雷艇库房 以往常常容易被忽视的是，尽管鱼雷艇部队名义上隶属于北洋海军，但由于旅顺具有完备的鱼雷艇停泊、保养设施，而且原设威海，用于培养鱼雷专业军官和管理鱼雷艇操练的鱼雷营也随之迁至旅顺，作为鱼雷艇基地旅顺具备极好的先天条件。同时考虑到鱼雷艇兵器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和大型军舰在人员素养要求、主战武器、作战样式、航行能力、驻泊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北洋海军建军之前就将鱼雷艇与战舰分开管理和训练，即由鱼雷营统辖鱼雷艇。1888年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时又更进一步明确规定：“旅顺鱼雷营督饬雷兵操演雷艇、课习学徒并工厂一应藏艇、修雷等事，为鱼雷艇根本重地，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实际表明，北洋海军提督对鱼雷艇部队并无直接的管理权力，包括舰载鱼雷艇在内的各型鱼雷艇从回国之后，就隶属于旅顺基地的鱼雷营，其直接管辖者则是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即旅顺基地的负责人，历史上首任是安徽贵池人刘含芳，甲午战争期间则是第二任，安徽合肥人龚照玙，均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而北洋海军提督如需调用鱼雷艇，必须要和旅顺船坞工程总办进行协商。尽管《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鱼雷艇部队战时必须要归北洋海军提督统一调度指挥，但从甲午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丁汝昌战时使用鱼雷艇，仍要与旅顺基地协调，有时甚至还需请示通过李鸿章来直接下令调遣。鱼雷艇部队的训练、管理，与战时的指挥各定一套系统，埋下了命令不畅，将不知兵等隐患。 鱼雷艇大量回国后，和北洋舰队分开管理的鱼雷艇部队，大部分时间是在基地进行教学、训练，几乎从没有出现在北洋海军例行的巡弋活动中。史料中所能找到的关于鱼雷艇部队活动的记载，主要是李鸿章先后四次检阅海军后所写的奏折。首次是在1884年6月，当时李鸿章在威海检阅海军，观看鱼雷操演后奏报清廷：“员弁、兵匠齐力操作，射放有准，驾驶雷艇快捷如风，洵为制敌利器”。1886年5月，李鸿章陪同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在旅顺观看了鱼雷艇部队的演习。鱼雷艇“先以空雷射靶，见鱼雷入水，直射如箭，水面惟见白纹一线而已。射靶毕，以装棉药之鱼雷攻旧广艇，一轰而成齑粉。西人谓，水战攻木船者莫如铁甲，攻铁甲者莫如鱼雷，信然”。第三次的情况较有特色，1891年5月，李鸿章对北洋海军进行成军后的第一次大校阅，鱼雷艇部队先是在大连湾于夜间“试演泰西袭营阵法”，即演练黑夜的编队偷袭，白天则调集七艘战舰和六艘鱼雷艇演放鱼雷，结果“均能中靶”，令李鸿章非常满意。第四次是1894年5月，鱼雷艇部队再次在大连湾演习夜晚偷袭战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并在威海卫铁码头雷桥试验鱼雷，“娴熟有准”。 尽管官方的公文里永远充满了阳光的记载，实际到了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面临和战舰部队同样多的问题。首先是鱼雷兵器本身的问题，和战舰的高装药爆破弹一样，北洋海军大量使用的黑头鱼雷也只能完全依赖进口，国内多个机器局虽然都曾想方设法仿制，但都因为技术难度过大而中途夭折，而旅顺、威海等地的鱼雷工厂，也只能完成鱼雷的保养、定深等工作，完全无法制造鱼雷，后来由于遇到禁止购买外洋船炮军械的限制，鱼雷一直未能获得补充，到了甲午战前，大部分鱼雷甚至还是购买鱼雷艇时配套购买的，经过数年的反复操演练习，早就磨损腐蚀得老旧不堪了，可靠性大打折扣。其次的问题来自人员方面，由于鱼雷兵器使用的特殊性，要求鱼雷艇官兵作战时必须做到镇定自若，在枪林弹雨极为险恶的环境下，沉着操作，这需要具备极好的心理素质。但北洋舰队的鱼雷艇官兵，尽管整体技术素质方面要胜出战舰部队一筹，但仍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当时中国海军教育制度里偏重理论技术知识，忽视军人气质养成的不利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军官和技术士兵，往往是高分的好学生，但可能并不是好的战士，缺乏刻苦坚韧的精神和气质。 蹈海惊雷 1894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关系骤然紧张。原本为节省维护经费，收放在岸上库房内保存的北洋海军鱼雷艇纷纷重新进入大海。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偷袭中国舰队，8月1日，中日两国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9月16日深夜，自丰岛海战后就枕戈待旦的北洋舰队主力各舰乘着夜色陆续驶出大连湾，护送陆军前往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在编队的行列里赫然有4艘鱼雷艇的身影，出海大艇“左一”、“福龙”，以及略小的“右二”、“右三”，编队出发前，可能更多考虑的是鱼雷艇吃水浅，可以在近岸处警戒、护卫运兵船，以及帮助拖带舢板登陆，然而谁也未能预料，一场近代海战史上空前的恶仗即将发生。 9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协助陆军登陆完毕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不期而遇，北洋舰队10艘主力战舰以横队阵型迎战采用纵队的日本舰队，中午12时50分，随着“定远”舰一声炮响，黄海海面为之沸腾。在由主力舰组成的纵队外侧，日本舰队中还有一艘模样奇特的军舰——代用巡洋舰“西京丸”号，这艘排水量2913吨，原本属于日本邮船公司的客轮，因为乘坐舒适，居住环境好，被用作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观战的座舰，尽管临时加装了一些火炮，但毕竟无法和真正的军舰对抗，加之舰上又有重要人物，因而“西京丸”被编在作战舰队外侧，处于相对安全的局外位置。 黄海海战开始前，北洋海军的4艘鱼雷艇尚在大东沟附近担任江口警戒工作，海战爆发后，跟随“平远”、“广丙”2艘巡洋舰，鱼雷艇队也向战场疾驰。下午2时55分，先前因为遭到“定远”、“镇远”炮击，而使得液压管路被彻底破坏，被迫使用人力舵轮缓慢行驶的“西京丸”号，突然发现硝烟弥漫之中，在自己的船头方向有一艘大型的中国鱼雷艇正高速逼近。 蔡廷干，广东香山人，12岁时曾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被派往美国留学，清政府下令撤回留美幼童后，被选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鱼雷专业，后历任“左一”、“福龙”管带，此时，正指挥“福龙”艇冒着密集如雨的小速射炮炮火冲向“西京丸”。下午3时5分，双方逼近至400米距离，进入了黑头鱼雷的有效射程，“福龙”艇艇首右侧鱼雷管射出一枚鱼雷，“西京丸”舰面对这可怖的武器，作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疯狂处置，竟然调整航向，对着鱼雷迎面高速驶来，结果在最后的一刻，船头犁开的浪花使鱼雷改向，从“西京丸”左舷掠过。“福龙”艇随即向右回转，占领有利发射阵位，3时6分，在离“西京丸”左舷40米时发射艇首左侧鱼雷管内的鱼雷，深知如此近的距离不可能有任何躲避的机会，“西京丸”上的日本水兵一片惊惶失措，观战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也控制不住心里的惊恐，不顾自己的身份，闭上眼睛大喊“吾事毕矣！”，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颗鱼雷并未发生爆炸，竟然从“西京丸”的船下穿过，从右舷浮出远去了。关于导致这戏剧性一幕的原因，较为可信的诠释来自日本，即鱼雷在入水后，受发射时作用力的影响，一度会较深的下潜，潜航一段时间后，会逐渐上浮到定深位置，然后射向目标。“福龙”这枚没有命中的鱼雷，显然是因为发射时距离过近，当鱼雷上浮到定深位置时，已经从“西京丸”船下穿过了。相似的事情在之前还出现过一次，丰岛海战中，日本军舰“浪速”向停泊着的中国运兵船“高升”发射鱼雷，结果也是从船下穿过扬长而去。与“福龙”一同进入战场的“左一”等其他3艘鱼雷艇随后不久集体向“西京丸”发起追击，无奈战机已经错失，由于距离过远而被迫放弃。 黄海海中中“福龙”单枪匹马攻击日本军舰的战例，一方面显示了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的士气，尽管因为不可逆料的技术原因而未能取得战果，但这种勇猛攻敌的精神不容忽视。但同时引来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的鱼雷射程较近，鱼雷艇作战时必须冒着极大风险冲击到目标附近，万一发射不中，或者目标未被完全摧毁，那自卫能力薄弱的鱼雷艇自身可能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为此，以及考虑到鱼雷兵器自身的不可靠性，为提高攻击成功率，北洋海军鱼雷艇战术规定中反复强调编队作战，一艇不中，第二艇跟上，类似狼群战术。但“福龙”艇攻击“西京丸”时，同批进入战场的“左一”等艇，或忙着救捞落水的水兵，或不知所踪，完全没有协同配合，这也暴露出了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设想，如果当日“西京丸”面对的是成编队而来的鱼雷艇队，可能结果会有所不同。 黄海大战结束后，在朝鲜半岛一路取胜的日本陆军为尽快威胁中国心脏的京津重地，迫使中国早日媾和，而冒险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从陆地包抄旅顺军港。担心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原本驻扎在旅顺的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随同战舰部队集体转移至威海。11月21日，旅顺城内一片混乱，下午旅顺陆地防御完全崩溃，这座用重金打造的远东第一军港落入敌手。当日傍晚，日本舰队在旅顺口附近盘查中国情报船“金龙”号时，意外地从“金龙”后方冲出一艘小型的中国鱼雷艇，这艘冒死突围的鱼雷艇竟然奋勇向日本巡洋舰“千代田”发起攻击，尽管日本海军出动了炮舰和大批鱼雷艇进行围追，但这艘英勇的中国鱼雷艇竟然成功突围。为整个旅顺保卫战中，中国海军不光彩的退缩表现稍稍挽回了些颜面。根据分析，当时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威海，这艘滞留旅顺的鱼雷艇，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购买的“乾一”或“乾二”号。 旅顺失守不久，战火燃烧到了威海。从旅顺撤退至此的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被推到了海战的前台，提督丁汝昌鉴于鱼雷艇部队官兵心理素质较高的实际情况，确定将鱼雷艇部队作为敢死队使用。考虑到旅顺的前车之鉴，担心陆军士气低落，难以坚守陆地炮台，丁汝昌一度提出或由海军接管炮台、或提前将炮台破坏的主张，结果被陆路守将作为争权夺利、胆小怯懦的证据上报，遭到李鸿章痛斥。万般无奈，丁汝昌派出鱼雷艇埋伏在各炮台附近，准备在日军即将占领炮台的一刻，由鱼雷艇官兵冒死登台毁炮。 在毁炮的过程中，鱼雷艇官兵表现得异常英勇，先后在最后时刻摧毁了数个炮台，但同时，刘公岛也陷入了日军的水陆合围中，鱼雷艇队里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活动。2月6日，鉴于北洋舰队主力军舰“定远”、“来远”等接连遭日本鱼雷艇偷袭损失，提督丁汝昌下令“左一”艇管带王平，于次日率领鱼雷艇队集体出击，攻击威海湾外的日本军舰。7日上午，日本海军开始向刘公岛炮击，北洋海军战舰和刘公岛炮台纷纷还击，先后击中入港的“松岛”、“吉野”、“浪速”等舰，正当北洋各舰官兵振奋高呼时，封锁威海湾西口的防材突然打开，十余艘中国鱼雷艇开足马力结队出港，看到成狼群而来的鱼雷艇，日本舰队一片慌乱，旗舰“松岛”立刻打出防鱼雷艇信号，孰料这队由北洋海军全部13艘鱼雷艇和“飞霆”、“利顺”2艘轮船组成的编队，出港之后立刻改向西方烟台方向，四散奔逃开去，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最令人痛心的一幕上演了，在“左一”管带王平，以及“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等策划下，北洋海军鱼雷艇队集体出逃！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当时“靖远”舰上正在等待观看鱼雷艇出港后作战的丁汝昌那时的表情了，但很快北洋舰队的炮火向逃跑者倾泻而去，日本舰队则派出航速最快的军舰“吉野”号追捕中国鱼雷艇，惊惶失措中，“福龙”、“右一”、“右三”在接近烟台芝罘的金山寨至养马岛一带被俘虏，后来均被编入日本海军，“福龙”仍保留舰名，其余两艘则更名为“TB-26”、“TB-27号”；“左二” 在芝罘附近海岸、“镇一”在威海西麻子港、“定二”、“中乙”在威海小石岛、“中甲”在威海北山嘴附近慌不择路搁浅，后均被破坏；“右二”、“左三”、“定一”在威海和庆滩附近搁浅，后被破坏，“镇二”艇则在刘公岛铁码头附近翻沉，后被打捞编入日本海军。出逃各艇中，唯一成功的是“左一”，逃跑至烟台。 鱼雷艇队的集体出逃，对外援断绝的北洋海军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随着形势急转直下，5天之后，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不久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鱼雷艇，这一曾被寄于太多希望的新式海战武器，就这般在中国近代海防舞台上黯然退场。 不到半个世纪后，中华民族再次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开始了异常悲壮惨烈的抗日战争。1937年8月，中日双方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展开了闻名世界的淞沪血战，16日晚上8时左右，夜色中划过一个黑色的身影，猛然间外滩日本邮船码头附近发出两声巨响，紧接是阵阵火光。以民族英雄史可法命名的中国海军“史102”号鱼雷艇在这里毅然决然向日本侵华海军旗舰“出云”号发起攻击，曾在甲午战争中令海军蒙羞的鱼雷艇部队，这一刻显得异常英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