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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李”风潮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主战的“帝党”和主和的“后党”在朝中针锋相对。“帝党”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志锐、张仲炘等在内的一干言官都是他的得力干将。“后党”则以李鸿章为核心。 当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时，“帝党”便攻击李鸿章依靠列强调停、避免战争的主张。战争尚未爆发，一场“倒李”运动已来势汹汹。御史张仲炘抨击李鸿章于战事准备迁延观望，一味依赖俄、英调停，实为“开门揖盗”，“甘堕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他们甚至主张将李鸿章调离北洋。而支持李鸿章主和的慈禧太后则在朝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威。 不过，慈禧之主和与李鸿章之主和，原因截然不同。1894年正值慈禧六十大寿。1874年慈禧四十岁时，日本人借牡丹社事件骚扰台湾(详见8月14日本报刊载《琉球失国》)；1884年慈禧五十岁时，中法战争激战正酣。两个整生日都没过好，这回她从年初就铆足了劲，要风风光光地大办一场。可日本人掐准了这个节骨眼，慈禧越是不想打，他们越是挑衅。慈禧太后把希望寄托于列强调停，好歹踏踏实实把生日过了再说。 而李鸿章之主和，则是认清了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对比后做出的选择。1885年前后，当定远、镇远两艘排水量7000吨的铁甲舰加入北洋舰队时，北洋舰队甚至被评为亚洲海军第一劲旅，但自从翁同龢掌管户部后，海军军费就被一味压缩。作为一个对洋务一窍不通的传统士人，翁同龢以为军舰买来，摆在那里镇着就行了。他不明白国际上武器装备更新，几年便是一代。几年的发展停滞，使得北洋舰队徒有吨位上的优势，在火炮和军舰速度上早已逊于日本了。这一点，翁同龢不懂，可李鸿章心知肚明。跟日本人打，并非一定就输，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肯定无法全身而退。权衡再三，李鸿章还是主和。 虽然有慈禧的支持，但朝中“主战”的呼声炽烈。为了换掉李鸿章，言官们甚至造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谣言。给事中洪良奏，李鸿章“志存和局”是因为“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其不欲战皆以资本在人手中之故”。志锐奏称：“近闻李鸿章衰病侵寻，情形甚为可虑”，“每日须洋人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侵满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且“语言时有外误”，举止更多荒唐，以此人主持战事，“大局尚可问哉”？这些传言荒诞不经，同时也暴露出言者的愚昧。对于日本，“帝党”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认为日本“国小民贫”，不堪一击，他们甚至还提出组织沿海船民配合水师直捣日本列岛的建议。 面对朝中汹涌的“倒李”风潮，李鸿章会袒护与石川伍一案有关的涉案人员，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能是考虑到此事干系太大，军机处大臣看到志锐的奏折竟然没有呈给光绪皇帝。这个爆炸性新闻也就一直在军机处档案里沉睡了上百年。 那么高升号在丰岛海面被日舰击沉，到底是不是因为日军得到了石川伍一的情报呢？多年以来，史学界对这桩公案始终莫衷一是。清人姚锡光所撰《东方兵事纪略》中写道：“倭人间谍时在津，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遂为所截，我兵轮即逃回威海。于是倭人既掳我操江运船，而逼我在高升船之两营兵降，我将士抵死拒，倭遂以炮击高升船……” 史学家戚其章认为，这种说法疑点甚多。“贿买电报生的事情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的电报局只收发电码，并不负责将电文译成电码。”当时，天津电报局《寄报章程》中明确规定“凡来去电报，照万国通例本局不能翻查，以防泄漏”。所以，电报生是根本不可能得知高升船起航日期的。 还有史家认为，与高升号同航的操江号载运的是饷银和军械，必然从天津军械局装运，所以作为军械局书办的刘棻完全可能搞到高升、操江等舰的起航时间。但事实上，操江号既未从天津起碇，也未与高升“同航”。因此，刘棻有能力搞到高升号起航时间和路线的推测，也就站不住脚了。 戚其章先生认为，日本人要获得高升号的情报也不完全依靠石川伍一这一条线。德国信义洋行经理满德就曾经致函李鸿章称：“居然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随时用铅笔注载。此小行洋人俾尔福所见。及满德坐火车时，又有一倭人同载，满德并不敢与之交谈，则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也。”由此可见当时在华日本间谍活动之猖獗。因此，戚其章先生认为，石川伍一多半与高升号被击沉无关。 作为甲午谍战第一案，石川伍一案震动朝野。从此，清政府开始着手实行严格的反间谍行动。不久，川畑丈之助、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等间谍先后在北京、上海、大连被抓获。但是，清政府的后知后觉，还是为时晚矣，侵略者的间谍网已经无孔不入，这也从一个方面决定了老大帝国被动挨打的悲惨命运。 参考书目：《甲午日谍秘史》、《绝版甲午》。本版图片由fotoe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