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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要确定“陆奥外交”的性质，应该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来作出判断。不过，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同样是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论者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陆奥外交’中，‘表里两层含义’最后统一于和平手段，是不允许有超越这个范围的其他‘手段’存在的。”[12](P84)这里所说的“表里两层含义”，是指日本决定出兵朝鲜后，陆奥宗光在发给驻日公使大鸟圭介训令中对朝鲜局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而提出的应对办法。陆奥宗光称：“我国政府的希望，苟能无损于国家名誉，仍愿竭尽和平手段解决这一事件。因此，当大鸟公使由东京出发时，我曾授与该公使最详细的几则训令。其中有：‘根据朝鲜今后形势，政府虽将派遣相当的军队赴朝，但非至万不得已时，仍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局为第一。’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已告紧迫，所以在上述训令中又附加一项指示：‘倘局势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在这项训令中，似乎含有表里不一的两种方针，但在这种形势下，对派往外国的使节给予非常的权力，也是不得已的。”[11](P18-19)可知所谓“表里两层含义”，指的就是和与战两种方针。将陆奥宗光的这些话理解为他偏重于采取和平方针，是否正确呢？这是必须认真辨明的。 不难看出，这种理解的根据是日本政府所确定的基本方针，其中有这样几条：(1)“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2)“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中日两国的势力均势”；(3)“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11](P10)。这里的意思本来非常清楚，但在第一条中用了一组含义模糊的词“最初的目的”，便极容易引起误解。论者将“最初的目的”与“维持势力均衡”视为相同的意思，显然不妥。因为这一条讲的是，如果发生战争而应采取何种对策。所说“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当然不会是要“维持势力均衡”，而是要坚决打败中国了。 事实上，当大鸟圭介离日返任前，陆奥宗光已将他的开战决心告诉了大鸟圭介：“我们在韩国必须取得优势。这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着眼点。我们有即使不得不诉诸干戈亦在所不辞的决心。因此，在向这个方面前进时，即使因阁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我将完全为之负责。阁下莫如有过激的思想，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15](P257)陆奥宗光的这些话，使大鸟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回忆道：“我询问陆奥的意向，不料他却与我等所见一致，想借此机会把清国打败，我兴奋喜悦不已，立即搭乘八重山号军舰从横须贺出发。此时，我向送行的陆奥说：这次我不想生还了。陆奥挥洒着热泪说：你死了，我一定把你的遗骨运回日本，好好干吧！”[17]陆奥宗光与大鸟圭介这番生离死别时的肺腑之言，不正说明所谓“最初的目的”，就是要“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把清国打败”吗？ 大鸟圭介回任后，每当遇到困难而决心动摇时，陆奥宗光总是给他鼓劲打气，命他一定要回到“最初的目的”上来，并告以：“关于对朝鲜将来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强硬之处置。”[18](P88)在陆奥宗光的指使下，大鸟圭介提出对朝鲜采取“擒王劫政”的暴力手段。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内的大多数内阁成员，因担心会引起列强的干预，不敢贸然采纳大鸟圭介的建议。陆奥宗光则一意孤行，认为：“桌上议论不必多费唇舌，除从实际出发，根据朝鲜局势的演变，采取临变的措施以外，已经没有再处理其他问题的时间。”于是，电令大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随后，又派专人传达密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11](P68-69)可见，陆奥宗光的开战决心早就下定，他要不顾一切地挑起战争了。 从陆奥宗光的自述材料看，虽然行文中多有掩饰，终究无法否定基本的历史事实，更何况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以挑起甲午战争手段“狡狯”而自得之意，说明他并不否认自己是发动甲午侵略战争的重要决策者。为之曲意回护，是完全不必要的。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已经充分表明，“陆奥外交”决不是什么和平外交，而是预谋战争的外交，即开战外交。正如中塚明所指出的：“日清战争的开战外交，乃是陆奥外相的立场所决定的，也是‘陆奥外交’的本质所在。”[29]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三、日清战争是偶然发生的吗？ 近年以来，日清战争偶然发生说在日本盛行起来。如称：“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是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的。”[19]“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决定）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也不是要对清国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20](P75)如此等等，都是完全不顾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之论。中塚明说：“总的看来，他们都主张日清战争是由于偶然因素而爆发的非计划、非预谋的战争，日本政府出于内政原因，或者说是偶然的阴差阳错，才不得不开始了并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只强调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侧面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主张的基干，我个人完全不认为这样可以全面地清楚地解释日本为什么走上了日清战争的道路……无论哪一个决策者都明白，向争端地区派遣重武装的大军，假如没有搞军事冲突的决心，是不可能走出这一步的。”[21](9-100)信哉斯言！ 日清战争“偶然”说的要害，是回避问题的根本所在，而去侈谈事件的某些枝节和表象，以达到否认日本政府处心积虑预谋战争的目的。中塚明不仅指出了“偶发”论者在思维方法上的偏差，还以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了“偶发”论之妄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即曾对日本参谋本部预谋战争的计划提出了有力的佐证[13](P77-80)。这就是1887年春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所起草的《清国征讨方略》。 《清国征讨方略》提出，要在五年内做好战争准备，先以“海军击败清国海军”，然后“攻占北京，擒获清帝”，“使之结城下之盟，达我目的”。这是一个分割和灭亡中国的计划。文件建议：日本战胜后，应将中国分割为六块：(1)将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含登州府管辖之地），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台湾全省与澎湖群岛，及长江沿岸10日里（1日里约合8华里）之地，皆划入日本版图。(2)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3)于中国本部割长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立王国，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以镇抚民心。(4)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为日本的属国。(5)于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6)于内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杰出者为各部之长，由日本监视之。文件最后还大力鼓吹：“于此时，我国断然先发制人，制订进取计划，谋求国家他日之安宁与幸福，实今日之最大急务也。于清国之可乘之机，乃欧洲或中亚战乱之时，现在磨刀以待时机，最为重要。”[22]《清国征讨方略》完全符合参谋本部日后进行大陆作战的基本思路，表明早在甲午战争的七年前日本已就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进行了周密的策划。 此后，中塚明对此问题并没有放弃探究。近年，他又从福岛县立图书馆的“佐藤文库”中发现了1887年由海军军官提出的六份《征清方策》。这六份《征清方策》的总的作战目标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一样，都是以攻占北京为要着，但从海军作战的角度考虑，必须要完成以下任务：(1)打败北洋舰队，即“与北洋舰队决斗，将其击溃”。(2)谋取海军之前进根据地：一则先以前锋部队攻占旅顺，然后“开拓进攻北京之要道”；一则“占领山东省之要冲，而后掩护陆军部队登陆，最后将舰队根据地设在威海卫，侵入直隶湾，轰击沿岸炮台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陆军部队进攻北京”。(3)选择进攻北京之上陆地点，应尽可能接近主要进攻目标北京，以直隶省抚宁县“作为进攻北京之策源”较为适宜，先“乘夜暗之机，搜索直隶抚宁县沿海，以各运输舰为先导，炮击摧毁沿海之炮台要塞，以支援陆军部队登陆，并防备敌炮舰或水雷船来袭”，“在全军渡海完结后，应向北京逐步进军”[23]。 以上六份《征清方策》，其中有五份是参谋本部海军部的科长或科员提出的，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联系起来看，可知这是参谋本部预谋要对中国开战，便有组织地讨论作战构想和方案，从而证明日本之发动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决不能归结为偶然性的原因。这次战争之所以发生，是经过了日本侵略者的长期精心策划，完全是蓄谋已久的。所以，中塚明指出：“日本从政府到军队，预先就设想了和中国交战的时机并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才断然出兵的。而且，日中间的交战，至少从1887年开始，具体的作战计划就已经被构想出来了。”[21]这是确凿不移的结论。 中塚明教授的日清战争研究，是建立在详细占有和考辨史料的基础之上的。他为了验证日方记载之可靠与否，曾先后查找出了日本参谋本部所编《日清战史》的原始草稿和日本海军军令部未刊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并先后多次到朝鲜、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最后，他断定日本官方记载多有编造之处。为此，他专门出版了《伪造历史的修正》一书，以对伪造历史者深入揭露和鞭挞。与此同时，他还对日本国内掀起的宣扬“皇国史观”、“侵略史观”的浊浪采取坚决批判的态度[24]。数十年来，他从不趋时阿俗，在研究工作中努力维护史学自身的独立品格，坚持征实考信，求真纠谬，秉笔直书，激浊扬清，堪称日本的“董狐”，不愧是一位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正直历史学家。 〔附录：中塚明(1929-)，男，日本大阪人。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术会议委员。著有《日清战争の研究》（1968年）、《新订〈蹇蹇录——日清战争外交秘录〉》（1983年）、《〈蹇蹇录〉の世界》（1992年）、《近代日本の朝鲜认识》（1993年）、《近代日本と朝鲜》（1994年）、《历史の伪造をただす》（1997年）、《历史家の仕事》（2000年）等。〕 【参考文献】 [1]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Z].东京：日本国际连合会，1953. [2] Sakuye’’ Takahashi, 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China-Japanese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9. [3] 有贺长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M].东京：陆军大学校，1896. [4] 高桥作卫.英船高升号之击沉[M].东京：秀英社株式会社，1903. [5] 中塚明.日清战争の研究[M].东京：青木书店，1968. [6] 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C].济南：山东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编印，1994. [7] 中塚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A].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6. [9] J.Westlake, The Sinking of the kow-shing, Times, August 3rd.1894. [1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11] 陆奥宗光.蹇蹇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2] 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 [13] 中塚明.《蹇蹇录》の世界[M].东京：みすず书房，1992. [14]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5] 中塚明.新订《蹇蹇录——日清战争外交秘录》[M].东京：岩波书店，1983. [16] 林董回顾录[M].东京：平凡社，1970. [17] 时事新闻，1910-08-24. [18] 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M].南京：南京书店，1932. [19] 高桥秀直.日清战争への道[M].东京：创元社，1995. [20] 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と日清开战[J].熊本法学，1993. [21] 中塚明.日清战争前日本对清战争准备[A].北洋海军研究[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22] 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J].抗日战争研究，1995(2). [23] 日本预谋发动甲午战争的一组史料[J].抗日战争研究，1997(2). [24] 中塚明.历史の伪造をただす[M].东京：高文研，1997.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