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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大刀会便丧失了他们的两个主要首领，这使得当地的事态很快便归于平静。尽管在一个多月后，金乡县(临近单县)的大刀会众曾聚集五千人说要"报仇"，并计划进攻单县和曹县后进军北京，但这次同样因为后勤保障不足而计划搁浅，加上连日来突降大雨，这些人随后便解散各自回家了。 总而言之，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瑞和曹得礼被斩首后便几乎销声匿迹，会众们停止了公开聚集演练其仪式和武术的活动，直到1900年北京朝廷公开容忍反洋教活动时，大刀会才在菏泽、郓城一带复活，但是，在大刀会发源的曹县及单县，这里却一直是风平浪静，正如刘士瑞之子所说的:"刘士瑞被杀后，大刀会便没有什么活动了"。 至于那个在六月份的事件中逃命的庞三杰，他的结局更是戏剧化。很显然，他应该对这次的事件负主要责任，官方也随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搜捕。但是，官方力量在地方士绅的缓冲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虽然当地官府将庞三杰的哥哥送进监狱，并且将他的大部分土地充公；随后，官方又组织了当地的士绅去参观那块有争议土地的毁弃，以表示庞三杰势力的消除。 尽管如此，官府并没有抓到庞三杰，虽然当地很多人包括县令在内，其实都知道庞三杰并没有逃逸，他在族人和朋友的庇护下一直隐身当地。最后，在多种压力之下，附近十八个村的庞姓长辈经过商议后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对策，他们向当地的法国神父多尔提交了一份印有四千多人名字的庞氏宗族族谱---他们要求全部加入天主教。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随后的礼拜日里，多尔神父刚打开教堂的大门，庞氏家族的三四百人便涌进了教堂(其中还包括庞三杰的父母在内)。庞家的长者像对待当地官员一样，向教会提出几点要求以作为皈依的条件，其中就包括饶了庞三杰的命、放了庞三杰的哥哥并让他的家庭平安度日，他们答应将庞家的部分宗祠改做教堂或者洋学之用。 多尔神父显然被这事给吓坏了，他不敢自作主张而是将这事上报给他的上司格恩神父。格恩神父随后便去找道台，并称这样做比官府"砍掉有影响的头"的方法要好得多。(13)因为有抓捕并处死庞三杰的上谕严令，道台并不方便公开赞成这个建议，但他答应释放庞三杰的哥哥并暗示庞三杰最好在一段时间不要露面，以便让这个事就慢慢过去。不管是息事宁人也好，姑息养奸也罢，这也是中国古代处理事变的一种传统方法，只要地方上风平浪静，地方官自然也乐得逍遥。 于是这次的事件便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庞三杰在离开家乡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老家并逐步恢复了他的社会地位。令人称奇的是，庞三杰随后开始频繁的参与教会活动，在1897年秋天因"巨野教案"爆发而导致地方局势不稳的时候，庞三杰还曾亲自前去保护耶稣会的江南主教通过这个教区。更有意思的是，庞三杰后来并没有参与义和拳的任何活动，他后来接触到山东的革命党人并投身于革命活动，1936年国民政府还曾为他立碑。 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或许可以看出，当地民众对教会并没有绝对的仇恨而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纠葛，而教会干涉词讼并借以发展教民也是不争的普遍事实。至少从徐州教区来看，在庞氏家族皈依教会后，这个教区的教民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急剧的发展，1896年徐州教区入会人数只有3550人，1897年则达到10000人，而1898年是17000人，1899年甚至达到了26000人。 在"解散胁从，惩治首要"的政策下，大刀会被一种"和平"的方式镇压了下去，但其种子并没有被彻底拔除，它的组织及成员与当地士绅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总体来说，这种组织形式对官府相对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地方士绅对事态进行控制，这也是鲁西南地区的乡村政治形态所决定的。但在鲁西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士绅力量很薄弱，一旦起事，就会变得极为的复杂而难以掌控，这是后话。 至于在六月份事件中受损的教会和教民，他们也得到了官府的赔偿。在德国公使的压力下，当地官府经查验后与德国主教安治泰达成协议，由当地官府赔偿京钱10000吊(合库平银3585.6两)作为了结。在整个事件中，并没有传教士和教民伤亡，就这点而言，大刀会显然是有意回避这种事件的发生，他们的用意似乎是要炫耀自己的武力而不是去故意伤害传教士和教民，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教会在这次的事件中似乎因祸得福，他们因成功的影响了当地官府而获得了胜利者的名声，这从皈依教民的人数增长可以看出。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他们在打破地方权力平衡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危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