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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军事史学界普遍认为，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不宣而战却逃脱谴责和惩罚，令日本人看到了偷袭的巨大成效和微小代价，并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日本人食髓知味，在此后的对俄战争（偷袭旅顺港）、对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及对美战争（偷袭珍珠港）中，频繁不宣而战。 事实证明，日本军方在高升号事件中的“卤莽行为”，是一把双刃的剑,一旦成功即向西方表明：日本比中国更有实力成为新的远东代理人，这当然也更有助于日本废除其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在高升号事件之前，日本一直试图与英国重新签订条约，力图废止不平等条约。这是明治政府前30年奋斗的首要目标。因此，在条约谈判的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十分担心军方在朝鲜的任何卤莽行动可能将英国逼到敌对面去，前功尽弃。在明治天皇的亲自协调下，直到英国签订了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的次日，日本才决定开战。但此时条约虽已签订，却未换文，因此，日本政府因高升号事件而对军方恼怒亦在情理之中。但英国政府以自己在高升号事件中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新的伙伴的诚意。 高升号事件，可以看作英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彩排，该事件过程中英国所表现出来的游移、乃至内部分歧，都是这个战略形成的“试错”和调整过程。作为高升号事件的第三方当事人，英国被迫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抉择。英日亲近，甚至结成同盟，对英国来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失去了远东的主导地位，而且英中之间的“传统友谊”受到极大的削弱，此后中国转而向俄国靠拢。 高升号事件也促成了国际法的重大修改。1907年，受日本再次偷袭旅顺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刺激，各国迫切希望规范战争法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The Hague Convention）召开。会议上，英国动议提出的《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即海牙第三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宣战制度，规定不宣而战是非法的，战争状态的存在必须毫不延迟地通知各中立国,并且只有在中立国接到通知之后,对它们才发生效力。但由“国际法研究院”提出的、在宣战与首次战争行动之间应有合理的间隔期的建议，却没有在公约中体现，这最终还是留下了可被利用的破绽。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偷袭飞机到达珍珠港上空时才递交宣战书，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2001年，韩国宣布打捞高升号，大量文物“出土”。 高升号上价值8800万美元的600吨银锭，迅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打捞人员在探捞时，同时发现7具遇难中国士兵遗骨，但这没有引起任何人、包括中国那些激昂“抗日”的愤青们的重视，惶论任何形式的祭奠与缅怀。 此时，距离那个悲剧时刻，已经过去了97年，而隆隆的炮声似乎早已被人忘怀……(《国家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