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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成军于1888年，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也才不过40多年的时间。而且，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起到将鸦片完全禁绝的作用，因此，舰队官兵中仍然存在许多“瘾君子”并不奇怪。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证是，当日本人从陆上和海上包围了威海卫军港之后，担任“广甲”舰（此舰原属广东水师，在黄海大海战中有临阵逃跑的恶劣记录）管轮的卢毓英和“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因为害怕军港一旦被日本人占领而受辱，赶紧匆忙上岸，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了二钱烟土，准备到时以此物自裁。但是，当两个人把烟土买了回来之后，眼看着馋人的烟土，两人旋即又改变了注意，决定还是先把烟土抽掉再说。于是，哪管什么强敌在侧，覆灭在即，两人就这么在舰上喷云吐雾，做起“活神仙”来，端的是一种“世纪末”的做派。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卢、沈此事载于当事人卢毓英自己写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中，应当不存在夸大和造谣之嫌。 而从卢氏自己的这段“自白”中，我们也隐隐地可以看到如下两点容易被人所忽略的信息。 一、当年，在威海卫军港周围的市场上是能够很容易地买到鸦片烟的，而且还可以用“洋钱”买到。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用“洋钱”卖鸦片呢？答案肯定不是那些古朴憨厚的胶东百姓，而只能是那些见多识广，经常在亚洲各地四处游弋的北洋海军的官兵们。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北洋海军官兵的吸食鸦片可能并不是什么秘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堂堂的提督大人丁汝昌的眼皮子底下，会存在这么一个公开的鸦片交易市场。 二、卢、沈二人能够想到用鸦片自裁，一定是对鸦片的属性极为熟悉。否则，对于一个根本不熟悉鸦片的人来说，即使让他想破了天，恐怕也不会想到这样的自裁办法。于此可证，这两个人平日大概就是地道的“瘾君子”，也只有“瘾君子”才能在购买回鸦片后，被发作的毒瘾冲昏了头脑，而把本来用于自杀的鸦片吸掉拉倒。这两个“大活宝”是如此，以此类推，包括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内的一些靠吞食鸦片自杀的北洋海军将官的情况，大体上也应该是如此。像这样一支高级将领中满是“瘾君子”、动辄就要抽上一口“过把瘾”的舰队，即令是舰船等硬件再先进，实际上，也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战斗力的，必然会像其缔造者李鸿章在事后所总结的那样只是一只“纸糊的老虎”，一旦遇到日本这样强大的对手，就只能在威海卫军港束手投降。这结果看似无情，实则是有着很大的必然性。 撇开“鸦片”这个因素不谈，即使是就事论事，北洋海军某些将领的自杀，事实上也是极不负责的自私行为。自然，对于军人来说，光荣的“战败自杀”是必须在“战斗”之后、力竭之后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举动。军人大凡真的有种，真的想为国家利益贡献出生命，其死亡的地方应该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在后方的营垒中。倘以这个更为苛刻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北洋海军这些将领的自裁行为，显然和“英勇”、“壮烈”等境界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别，更多的恐怕只是被逼无奈之下的“不得不如此”而已。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北洋海军在威海卫的覆灭并非是“力竭”之后的结果。经过1894年9月17日午后的黄海大对决之后，北洋海军虽然损失惨重，丧失五舰，但是舰队的主力舰、令日本人闻之色变的铁甲战舰“定远”和“镇远”仍然岿然不动，战斗力依然强劲。而与此同时，日本的联合舰队并没有捞着太大的便宜，舰船也是损伤严重，实力大减。所以，唐德刚等历史学家才说这场海上大战中日双方其实是打成了平手。因此，对北洋海军来说，此时正宜立即整合剩下的有生力量，抓紧时间修理好受伤的战舰，主动寻找机会与日本的联合舰队决一雌雄。 但丁汝昌等北洋海军的主要负责人显然被这次血战打掉了锐气，由此竟然一再置李鸿章的出洋寻机决战的命令于不顾，一味地收缩防线，竟至退回到港口之内，再也不敢和日本舰队在大洋之上“硬碰硬”式地大战一回。这种战略上的一再退缩，属于人为地露怯，不免助长了日本海军的气焰，使得日本轻易地取得了制海权，从而为其大规模的陆上进兵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一支由清政府的洋务派勉力支撑起来的、靠白花花的银子打造出来的强大舰队，在其投降时竟然还保存着大小十几艘完好的战舰，并将其拱手交给了日本海军，成为改悬日本海军军旗的东洋战舰。其中的主力舰“镇远”号，甚至一直为日本服役到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如此糊里糊涂的失败法，岂能用“力竭”来搪塞吗？ 既然不是“力竭”之后的失败，这种失败就是一种不那么光彩的行为，是任何一个有荣誉感的军人的奇耻大辱。而这样的失败必然也会遭到全国上下的同声谴责和可以预见到的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对有关主事者的严厉惩罚。这种严厉的惩罚在“撤销官职”以外，也就只能是“杀头”了。北洋海军的官兵们不会忘记刚刚倒在刀口之下的方伯谦，他就是一个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典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