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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