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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在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成立以后的隶属问题，即它们与八旗满洲的关系。王锺翰先生早就指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一名称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应该称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19〕清代官修《八旗通志》中，称某旗满洲都统（固山额真）、蒙古都统、汉军都统，表明八旗中各旗皆包括了满、蒙、汉三个固山（旗），即同属于一旗旗主的平列的三个集团。所以，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成立之后，与八旗满洲共为二十四旗，并非形成以族别为划分标志的三个并列的八旗，而是仍然以原八旗满洲为格局，将八旗蒙古、汉军分别按旗色与八旗满洲组成新的八旗。或者说，原满洲八和硕贝勒各有满洲一旗，而现在增加为满、蒙、汉三旗。这本来是很清楚的。清初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爰立八旗，曰：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20〕 然而在一些文章中，往往因习惯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样的称呼，竟将三者视为彼此独立的三类不同族别的八旗。认为“三大旗制，犹如部落联盟，满洲是盟主，而皇帝——皇太极则是这个联盟的最高统帅。”〔21〕这就不单单是个名称问题，而涉及到蒙、汉八旗的隶属性，同进也涉及到对八旗制的本质的理解。 本文前面已经说明，八旗制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是军政合一的团体，更重要的是它的领属关系，即全旗成员皆为旗主贝勒之属人。八旗满洲的成立，将后金国划为八家，分隶于八旗贝勒，凡后金国人，不论成年编丁与否，皆分隶于某旗贝勒，即使是闲散奴仆亦无例外，绝无独立之人能超然于八旗之外。旗主贝勒是一旗之共主，全旗之衣食生计、婚丧嫁娶、赋役征派，皆取决于各旗贝勒。因此，各旗成员与各旗贝勒的关系，乃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次才是国家（即皇权）对各旗的关系。国家的作用只是维持八旗成员的自由民身份，使之免于沦为各旗贝勒的私属，在此以外，国家对各旗内部的事务一般不作过分干预。尽管皇太极后期，皇权已经绝对压倒各旗旗主，国家对旗内事务的干预日益增多，但在入关之前，未改变八旗隶属的基本关系。这是八旗国家不同于其它民族国家的地方，也是讨论蒙、汉八旗隶属性的基本出发点。 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过去以蒙古牛录、汉军牛录附属于满洲八旗的状况。但蒙、汉八旗之建立又并非形成蒙古、汉军各自独立于八旗满洲以外的八旗体系，仍然是分别隶属于同一旗色的八旗满洲贝勒。最明显的事实是，蒙、汉八旗皆只设固山额真，其上并未另置旗主。天聪九年二月八旗蒙古成立时，八固山额真为正黄旗阿代、镶黄旗达赖、正红旗恩格图、镶红旗布彦代、正白旗伊拜、镶白旗苏纳、正蓝旗吴赖、镶蓝旗扈什布。〔22〕据《八旗通志》各本传，此八人皆由同旗色之八旗满洲出任，而且其中仅阿代、恩格图、布彦代三人为蒙古人，达赖无传，其他四人皆以满洲人出任。八旗汉军成立时的固山额真，依以上次序为祖润泽、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由于汉军八固山额真皆为汉人，未有满人出任，而且《八旗通志》、《满洲名臣传》、《清史列传》中各传所记旗分多依汉军八旗编立之后而定，故不像蒙古八固山额真那样明确由原来相应旗色之八旗满洲成员出任。但以刘之源曾追述其原为“镶黄旗满洲包衣人”〔23〕揆之，其余七人原先也应属于相应旗色之满洲旗。 蒙汉八旗固山额真的满洲旗分根原，表明在蒙、汉八旗成立以前，他们是八旗满洲贝勒的属人，这是无疑的。而蒙汉八旗分立后，情况又如何呢？崇德二年（1637）九月审理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俄莫克图罪状时，谓“先是，外藩蒙古台吉博洛有一女未字，固山额真俄莫克图往视之，胁博洛曰：‘我贝勒欲得此女，不问贝勒，不可与人。’博洛告于巴奉塔布囊、沙济达喇，遂奏闻。上命法司鞫问，以俄莫克图逼胁事实，应论死。又以俄莫克图视女时，英俄尔岱见之，曾告于豪格，而俄莫克图又与豪格具言其事。……。”结果豪格罢管部务，俄莫克图革固山额真职。〔24〕时豪格为满洲正蓝旗旗主，而蒙古正蓝旗固山额真亦以豪格为主，他们的隶属关系甚明。再如崇德四年正月阿玉石一案，也说：“先是，阿玉石绐其兄苏纳（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云‘上命兄往汤泉，其妻亦欲偕往。’王曰：“其妻不可去。尔当告知固山贝子尼堪、罗托、承政英俄尔岱、满达尔汗。’阿玉石遂往告之。尼堪等问曰：‘王云何？’阿玉石答曰：‘王已许其偕往矣。’尼堪等云：‘王虽许去，奈是边地，实不应往。’因遣人问王。王曰：‘我亦云不可去，并未尝许。’至是审实，以阿玉石既给其兄，又诈称王命，论死。奏闻，上命革职，鞭八十。”〔25〕阿济格天聪时为镶白旗不主旗之议政贝勒，崇德后封郡王，虽不任旗主，仍领有自己的牛录。看来苏纳原隶镶白旗满洲时，即为阿济格之属人，此时虽出任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但仍然以阿济格为其主。八旗汉军的情况亦同。崇德八年正月，镶红旗汉军章京范文程家人康六获银一千两，为镶红旗旗主罗洛宏包衣牛录章京都伦所夺。“康六于梅勒章京孟乔芳处控告三次，乔芳庇其本贝勒，匿不举发。”〔26〕孟乔芳为镶红旗汉军梅勒章京，其旗主仍为镶红旗贝勒罗洛宏。通过以上三例，可以清楚看出，蒙、汉八旗与八旗满洲分离之后，其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对原八旗满洲旗主、贝勒（崇德后之亲王、郡王、贝勒）的隶属关系，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未因此而稍有变更。 当然，蒙、汉八旗固山额真作为满八旗旗主、贝勒属员，决不是单指其个人的隶属关系，而是表明他们所辖之全体固山成员与旗主、贝勒的关系。八旗蒙古成立这前，天聪八年，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往外藩蒙古，与诸贝勒分划牧地，”与之同行的有八旗满洲属下的八旗蒙古代表，结果详细划分了各外藩蒙古、八旗蒙古之间的疆界驻地。当时八旗蒙古“其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27〕共六千九百六十户。张晋藩、郭成康二先生根据清人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提出：这里的八旗蒙古，是指满洲“八旗下移营蒙古”。〔28〕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移营蒙古”首见于天聪元年二月，阿敏攻占朝鲜义州、郭山等地后，欲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29〕“移营蒙古”又作“游牧蒙古”，《老档》记载同一事云：“遣游牧蒙古牛录下蒙古六人之妻孥，至义州城食粮，由阿歌汤古岱、阿歌阿巴泰携之前往。”〔30〕既由汤古岱、阿巴泰率领，就足以肯定不是当时尚未解散的兀鲁特、喀尔喀二蒙古旗，而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其所以分为在外移营和在内分管，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仍保持游牧方式的蒙古牛录须不断变更牧地，故称移营或游牧蒙古，也才有必要与外藩蒙古划分牧地疆界。而接受农耕定居的蒙古牛录，与满洲牛录一起生活，故称内蒙古。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即以移营蒙古为基础，而内管蒙古则仍留在八旗满洲之内。从天聪八年移营蒙古的户数来看，有将近7000户，每户以5丁计算，50户编一牛录，可有近140个牛录，应该说包括了八旗满洲属下的约大部分蒙古牛录。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时，与之混编的内喀喇沁的壮丁数7830名，亦以每户5丁计算，大约是1500多户， 只够编30个牛录。所以，八旗蒙古成立时，其主干仍然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 移营蒙古从八旗满洲中分立出来，编为八旗蒙古后，并未改变原来的隶属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崇德三年正月，“正红旗谭泰珠前去贸易返回时，以王（礼亲王代善）之行李不能驮运，遣部下色德礼借驼于本旗游牧蒙古托克托衣，托克托衣遂取本牛录下桂勒和之驼一只、民间之驼一只送至。”〔31〕据《八旗通志·旗分志》，托克托衣似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四佐领之托克退。又同年八月，“上驷院驼五只，命镶黄旗管移营蒙古托诺牧养之。乃托诺牧养不善，转交喀尔喇代牛录下拨硕库叟塞和，叟塞和又转交古鲁克达尔汉牛录下拨硕库博博罗，博博罗又转与本牛录托屯托辉。以屯托辉牧养不善，倒毙三只，遗失两只。”上命托诺偿驼三只，叟塞和偿马一匹，博博罗偿驼一只。〔32〕同日，又有“镶黄旗库鲁克达尔汗年录下库达奏称：‘托诺念旧鸷仇，离散我妻，配与伊牛录下巴达希。’上遣固山额真吴赖往讯之。”〔33〕按上述两段史料中的古鲁克或库鲁克，即《八旗通志·旗分志》中镶黄旗蒙古都统右参领下第十二佐领。吴赖自崇德元年（1636）即为镶黄旗蒙古固山额真。故托讷所管镶黄旗下移营蒙古，即指镶黄旗蒙古固山所属牛录甚明。同年十二月围猎时，“正红旗辉灿牛录下诺木图，擅自随围，应鞭七十，移营章京巴雅穆应坐以应得之罪。”辉灿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第二佐领惠三，则此牛录亦属移营蒙古无疑。同时获罪的还有“镶蓝旗色格牛录下移营分得拨硕库朱存代”。如此看来，八旗蒙古成立之后，移营蒙仍然保持了原有形式和名称。虽然分立为蒙古旗，另设蒙古固山额真统辖，但仍在相同旗色之旗主属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