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鸿章德籍顾问汉纳根 我们一直在诟病日本人对近现代侵略史的“美化”和粉饰(身为华人当然应扼腕痛恨)，但我们自己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所进行的回避和篡改，似乎亦可傲视东邻。太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被异化为一种政治立场(从意识形态到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表态和站队，学术本身倒已退居二线。 这种“选择性健忘症”，令我们在不断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这当然极为必要)的同时，俨然以人师自居，完全忽视了必需的、甚至是急需的自省。在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多次讨伐中，我们却很少敢于“推人及己”，直面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我们与日本同病的“选择性健忘症”，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剪裁： 比如圆明园被毁，我们在不断复述着雨果将英法斥为两个强盗的檄文时，却似乎很少涉及破坏力更为强大的同胞的趁火打劫； 我们在控诉八国联军侵华时，很少涉及随着枪炮所带来的制度层面、乃至人文层面上的更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联军托管的两年间，天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而联军的军政府“都统衙门”在庞杂的拆迁过程中，以契约精神对拆迁户的利益进行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这一事件在当代依然引起巨大的震动和反响(请参见拙作《八国联军是怎么在天津搞拆迁的？》，《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 至于对近代史一些关键人物，诸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文等的评价，我们莫不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加以脸谱化和戏剧化，党同伐异。比如，至今我们的教科书还在痛斥着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尽管研究已经确切地表明了孙文的南方政府曾更为主动、甚至迫切地想以此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