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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京师常驻重兵，称京营，是明军的核心成分。在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变中，不堪一击的京营遭到毁灭性打击，明朝随后在京营的三大营之上设立了兵将相识、练战一体的十团营。关于此后的京营，史籍中有详尽而系统的记载，但对此前京营的形成与体制演变，史料记载却充满了混乱和矛盾。京营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形成标志或者成立时间？京营的三大营体制是由何而来的？三大营的主要职能是作战还是训练？澄清以上问题，有助于理解明代制度在祖制和时势双重作用下的变迁历程和独特形态。 一、京营的成立：永乐二十二年到宣德元年 明初并无京营。按洪武时期的卫所制“兵将分离”的构想，军士们在各自卫所屯田操练，战时命将出征，战后散归卫所。不过，演练步骑兵战阵、学习火器操作等复杂任务，是百户所、千户所乃至卫、都司等分支机构难以独立承担的，军士平时散居各地卫所，也无法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早在洪武时期，北部边防前线通常派勋臣镇守各地，到永乐时期逐步形成镇守总兵官驻守各边镇的形势，总兵官算是长期“命将出征”，统领着处于临战状态的边兵，所谓“兵将分离”、“散归卫所”，停留在条文层面。永乐迁都北京后，首都兼为边防重镇，需要组建一支最强大的驻京常备军，京营便逐渐成为明朝军队的核心成分。 京师本来就设有大量卫所，军士们平时必然操练，以备战时组成大军，能不能算是京营呢？明朝史籍提到京营，注重其训练职能，如正德《大明会典》载：“国朝京营之制，主训练在京官军……国初立大小教场，以练五军将士。”[1]明人遂将京营溯源到洪武时期，如陆容说：“京营之制，国初止有五军营”[2]，郑晓说：“京营操练之法，洪武时止为五军营，分大、小教场与城外、城内操练。”[3]万历《明会典》更强调说：“国初设京营，隶大元帅府。后改五军都督府，以训练在京官军。”[4]到清修《明史》介绍京营源起，更详细记载道：“初，太祖建统军元帅府，统诸路武勇，寻改大都督府。……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5] 以上记载中，“教场”和“五军”是确定京营渊源的关键，却经不起推敲。洪武时期的大、小教场，到建文时期仍然存在 [6]。洪武时期军队内部以卫所为编制单位，直到建文时期，提到京军如“命魏国公徐辉祖领京卫军援山东……遣京卫官军防江”[7]，这与后代“营”的编制有本质区别。所以，洪武时期的教场是各卫所的公共训练场地，并非意味着建立一支处于临战状态的常备军。陆容和郑晓将“五军”和三大营之一的“五军营”联系起来。《明太祖实录》和其他洪武时期史料中从未出现“五军营”之名，“五军”应如陈仁锡所说 [8]，指洪武时期常见的“五军十卫”、“五军十二卫”之五军都督府。万历《明会典》和《明史》虽未误解“五军”，却进一步将京营溯源到元末红军时期的体制。“大元帅府”和“统军元帅府”，当指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任“大元帅”的“太平兴国翼元帅府”[9]，当时朱元璋连全军统帅还没做成，谈何京营？总之，作为超越“祖制”构想的产物，京营必与洪武、建文时期无关。 明人多将三大营的出现作为京营成立的标志，但记载各不相同：正德《大明会典》和《今言》记在永乐初，《菽园杂记》记在永乐中，万历《明会典》记在永乐迁都后即永乐后期，《明史》则记在永乐末年“置”，要之或记其最初出现，或记其最终定制，但均未区别作战中的三大营和驻京训练的三大营。三大营之名虽早在永乐时期的朱棣亲征军中已出现，甚至成为定制，却不一定就是常驻京师的军队编制和训练体制，只有在平时驻扎京师、集中训练的军队，才能称为京营。王世贞在钞录《会典》各营建制的内容时，系于“既归京师”，[10]即滞留塞外的北征大军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回到北京之后，暗示从此三大营常驻京师训练。而罗丽馨则区别了战时与平时体制，排除了以靖难五军、北巡五军、北征哨掖等为京营标志，认为三大营体制源于永乐七年，永乐十二年后未被解散，故至迁都后京营正式成立 [11]。罗氏对京营概念的界定超越了前人，但对成立时间的考证尚容讨论。 靖难结束后，明太宗将最亲信的军队留在南京，而以大部分北平、大宁卫所回驻北京，部下三分、五军体制当已撤销。永乐六年（1408年），明太宗调集内外马步军八万人北巡北京，全军分驾前军和五军。次年“敕行在五军训励将士，修治戎器。”[12]当时北京的军事机构仅设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则行在五军当指上述五军，即巡狩大军的编制未曾撤销，南京和各省调来的军士留在北京，在平时就已经处于“出征”状态了。 次年，丘福率领的明军在漠北全军覆没，明太宗决意亲征，又抽调各直省军共八万五千人赴京从征 [13]。永乐八年（1410）的出征军中督率左右哨、掖的总兵官，就是率外地军赶赴北京的各地镇守总兵官，所以左右哨、掖基本上应由外地军组成。北征结束后，各位将领又回任各地总兵官，时任辽东都指挥佥事的牛某也是“扈驾肃清沙漠，戍而还。”[14]据此，至少边镇军队已经回到各地，五军各哨掖至此已经撤销了 [15]。 陈懋长期担任宁夏总兵官，第一次北征统左掖，“十一年冬还镇。十二年春，上复亲征，公仍将左军……明年还镇……二十年春，上复北征，公率所部兵以从。还京。”[16]某南方都指挥“永乐九年春……守福建之行都司。皇上驻跸北京，先后凡两率师肃清沙漠。公皆承命为中军神机将军……去秋皇上复欲北巡边境，绥靖远人。公再至京师操习以俟。今年夏，命还守建宁。” [17]到准备第三次北征时，又选各地兵共约六万三千人赴京。可以推测，第二次北征结束后，外地军队也是解散还乡的，所以第三次北征需要再度调兵将入京。 上述都指挥在第三次北征后仍还乡，但陈懋则仅“还京”，南方军官也有留京者 [18]。次年（1423）第四次北征，外地从征者仅大同总兵官李谦一枝军队，再次年（1424）第五次北征则没有调发外地军进京之事。可以推定，前两次北征后外地军还卫，至少三大营中的五军营撤销了，而后三次北征连年发动，绝大部分外地军未曾遣返，在京师保持着出征时的五军营编制，这与永乐十八年（1420）的迁都没有必然联系。 外地军所在的五军营虽然迭有存废，那亲征中直属皇帝的三千营是不是常设呢？《菽园杂记》载三千营来自“龙旗宝纛下三千小达子”，令人联想到由蒙古骑兵组成的常设精锐部队。其实明军中更多采取蒙汉相杂的体制，如“吴允诚之子吴答兰……愿率精骑巡逻漠北……选其所部壮勇者，与汉军相兼。”[19]又如“说与游击将军都督朱荣……内官王安、春山等：即选拨汉军二十名，达军十五名……春山处亦拨达军二十名”[20]，而且这些蒙古军属于哨马营，而非随驾的三千营。相反，“东宁卫指挥使裴牙失帖木儿……女直人，善骑射。上选其三百人扈从。”[21]第二次北征前，“右军都督同知薛斌言：都督吴成等，于斌所领随驾三千马队官军内，多选旧鞑靼人隶其麾下，致原任多缺。上命于在京及直隶扬州、高邮、泗州诸卫并浙江各都司选精壮者补之。”[22]吴成仅一普通将领，能够从随驾军中随意调人，而朱棣也不加禁止，说明随驾三千马队并无人员出身限制，而且编制松散。宣宗登极之初，“庄浪卫土官指挥同知鲁夫加所部土军、土民二百六十人，旧隶随驾三千之数。今从征安定还，请仍令鲁夫加管领训练，遇有边警，易于调用。”[23]这些蒙古军虽属三千马队，但不过是来自西方的“土达”，而且征调到外地。可见，来自“随驾三千马队”的三千营并非由“三千”蒙古军组成，而是在战前临时编组的、由各方精锐组成的驾前军，平时纵保留名义，也无严格的训练体制。 从朱棣北巡开始，“北巡军”在北京保留了两年。前两次北征后，亲征军解散还卫，连驾前精锐部队也未保留。永乐后期驻京大军再未解散，与其说是因为迁都北京，不如说是因最后三次北征在三年中连续发动，军队常驻北京，来不及解散还卫。此后明太宗在塞外暴卒，仁宗宣宗仓促登极，而三次北征未获战果，鞑靼威胁仍存，政治、军事呈现微妙、紧张之势。这时，将塞外回还的大军驻扎京师，是新政权十分自然的选择，而不久前的常驻“故事”恰好提供了沿袭旧制的借口。《明太宗实录》中若非战时，绝无三大营各营之名，而永乐以后的《实录》中各营之名层出不穷，显然各营由战时方设变为常设。宣德元年（1426），“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操备。令每岁轮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24]八万外地军，恰与第三次北征征调的八万五千名外地军数额相当，显然是将原额亲征军常驻北京的制度化措施，可以视为明代京营的正式成立标志。 二、三大营的渊源：靖难北军和永乐亲征军 由卫所组军到大军常驻京师的转变，除永乐末年的军事形势、永乐之后的政治形势等原因，还应有明朝兵制的内在演变脉络在起作用。洪武时期，五军都督府各统都司卫所，边境派勋臣乃至藩王镇守。明太宗发动靖难战争，获得意外成功，“祖制”自然在相当程度上让位于靖难中形成的北军兵制，而且永乐时期对内镇压任务重于洪武时期，又频繁发动对外战争，最终首都北迁，必然对兵制进行重大调整。京营既然是永乐以后继承亲征军而来的，三大营体制必然可以追溯到亲征军，乃至靖难时期的北军。 靖难初期，朱棣裹胁大宁地区驻军南下，在途中重组军队，“命张玉将中军，郑亨、何寿充中军左、右副将。朱能将左军，朱荣、李睿充左军左、右副将……右军……前军……后军……以大宁归附之众分隶各军。”[25]此五军显然模仿五军都督府的名义，各军分别投入实战，如“后军先与敌交战，不利”[26]，“战滹沱河，右军力屈”[27]。由“张玉……掌中营兵”[28]知，中营即中军，则各军可称营。 靖难战争中，北军多次出现各军即将溃败，而朱棣“率精锐赴之”一类记载。张玉是朱棣的首要将领，在东昌战役中却与朱棣失散阵亡，可见中军虽为主力，却不是朱棣亲率的“精锐”。永乐元年（1403年）闰十一月，特地“定从征哨马营将士赏赐。”[29]则哨马营也单独成军。论靖难战功时，分五军、大旗下、哨马营、守城及其他杂类：五军、哨马营分领队、随伍二类；大旗下“把总都指挥视都督……散都指挥视五军把总都指挥”，余同五军等 [30]。“大旗下”的“把总”、“散”，地位本当五军的“领队”、“随伍”，而赏赉高于五军与哨马营，显然“大旗下”即战功最著的亲信“精锐”，即靖难全军分为直属精锐、五军各营和哨马营，大军三分之制初见端倪。 永乐八年（1410）三月，朱棣亲征本雅失里，“王友督中军……何福督左哨……郑亨督右哨……陈懋督左掖……刘才督右掖。”“刘江等充游击将军，督前哨。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骠骑将军，都指挥侯镛、陈贤等充神机将军，都督金玉等充鹰扬将军，都指挥李文等充轻车将军。”[31]靖难白沟河之战中，朱勇“领左哨为前锋。”[32]朱勇是上述统领左军的朱能之子，则左哨或是左军某部。诸位将军是否属于中军、哨、掖呢？王世贞认为：“永乐八年北征，始分步骑为五军……寻别选轻骑为前哨，命都督刘江等充游击将军督之。又以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骠骑将军……神机将军……鹰扬将军……轻车将军，分督精卒，不隶五军。”[33]按，朱棣曾训斥游击将军朱荣等：“哨马营离大营三十里……不发哨马在前，却令架炮之人在前……如何不被其擒去？”[34]则游击将军所统的前哨即哨马营。朱棣亲率精骑出战，“以轻骑逐虏……其余军士，令清远侯帅领，驻扎河上……哨马营获胡寇……送至大营，清远侯复遣人护送驰诣上所。”[35]朱棣有“说与各军总兵官及骠骑将军都督薛禄、薛斌等”[36]之语，均证朱棣亲率的精骑与哨马营、中军、哨、掖有别，“分督精卒、不隶五军”是正确的。精锐、哨马营和中军哨掖的体制，与靖难中的大旗下、哨马营、五军各营完全吻合，可知第一次北征的军队体系完全承袭了靖难军队，后代五军营的中军、哨、掖体制，乃由靖难中的左右中前后五军演化而来。 永乐十二年（1414）第二次北征，全军分为随驾三千官军、神机铳手、大旗大营马队并哨马官军、围子手、幼官幼军与旗鼓手、五军马步官军、传令营、舍人以及其他后勤、配属官军等多个部分 [37]，但主力不外前三部分与五军。其中，随驾三千官军显然是亲率的“精锐”，神机铳手紧随随驾军之后，地位非同一般。王兆春据《明史》柳升在第一次北征中“将神机火器为先锋”的记载，认为作为新兵种、新军队单位的神机营在第一次北征前夕就成立了 [38]。按，第一次北征时有邓某“扈驾北征，乃与同附大鸿胪陈公季暄、工部尚书黎公澄创神机营，建盔甲厂，制神枪神铳，退鞑虏于九龙山下。”[39]“创神机营”显然是制造兵器而非战斗机构。且《实录》未载柳升于第一次北征时领神机火器，反而是第二次北征前，朱棣“谕安远侯柳升曰：神机火铳，兵之利器，攻战所不阕者……尔提督不可不严。”[40]在忽兰忽失温之战中，“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数百人。”[41]《明史》显然将第二次北征的事迹张冠李戴了，第一次北征军中必无神机营之设 [42]。 第二次北征的确有“复举肃清之师……统神机营左翼”[43]的记载，但柳升领神机铳手，北征中却由“柳升领大营……郑亨领中军……陈懋领左哨……李彬领右哨……王通领左掖……谭青领右掖……刘江、朱荣等为先锋。”[44]神机兵无疑属于“大营”。朱棣下令，总是“敕大营并各营总兵官”或“敕大营、各军总兵官”或“敕大营及五军总兵官”[45]，大营是五军之前的单位。朱棣当从旧时的“大旗下”随驾军中抽出“随驾三千”骑兵直属，而将剩余部分益以旧哨马营和新设神机兵，组成五军之外的大营。这样，全军主体为由大旗下驾前军挑选出的随驾三千马军、由驾前军余部与哨马营和神机铳手组成的大营、五军三部分。 永乐二十年（1422）第三次北征中，“朱荣等领前锋，缉捕北虏声息。……柳升等领中军马步队及大营围子手并神机营。宁阳侯陈懋等领御前精骑。永顺伯薛斌、恭顺伯吴克忠等领鞑靼马队。武安侯郑亨等领左哨。阳武侯薛禄等领右哨，英国公张辅等领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领右掖。”[46]这时大营似乎成了中军的附属单位。但北征中时时“敕大营、五军诸将”[47]，又“敕前锋都督朱荣等曰：哨马止留五千随尔前行，余皆遣回大营。”[48]则前锋即哨马营，与神机营同属大营，而结合第二次北征中柳升专领“大营”的事例看，此时的大营当为包括中军在内的全军主力。御前精骑与鞑靼马队自然是驾前军，但重要性已经降低，全军分大营（包括中军）、驾前军、五军哨掖三部分。 《实录》载本次北征的营阵：“时营阵，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连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总之。步军居内，骑卒居外，神机营在骑卒之外，神机营外有长围，各周二十里。”[49]五军之中当然包括各哨、掖，怎能分驻五军后又连哨掖？由柳升兼统中军与大营各部判断，中军当属大营，驻中央，各哨、掖在外。早在第一次北征中，哨马营就因将“架炮之人”置于步骑之外而遭申斥，此后神机兵逐渐成为明军赖以出奇制胜的精锐，怎能散在“骑卒”之外乃至阵外呢？这条记载被广泛引用，《明史》以之为永乐京营的战时编制方式，其实不堪推敲。 永乐二十一年（1423）第四次北征，仅设“中军……左哨……右哨……左掖……右掖……陈懋居前锋。”[50]次年最后一次北征，设“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陈懋、忠勇王金忠率壮士为前锋，安顺伯薛贵、恭顺伯吴克忠、都督李谦等各领兵从。”[51]似乎只设五军与前锋，而无大营、驾前军。其实前锋就是过去的驾前军，第三次北征中统“御前精骑”的陈懋，在随后两次北征中统前锋。朱棣暴亡，仁宗在北京“谕随征大营五军总兵官：先委宁阳侯陈懋、阳武侯薛禄率领随驾精锐马队三千星驰回京。” [52]北征中“陈懋、忠勇王金忠率师前进。”[53]金忠、吴克忠等是新近来降的蒙古贵族，所领当然是“鞑靼马队”。所以，前锋应本是由“御前精骑”和“鞑靼马队”构成的驾前军，但这时朱棣年事已高，不堪上阵，驾前军变为巡哨前锋。朱棣本人应当坐镇过去由柳升统领的“大营”，下辖神机兵等，与中军一体。如此，最后两次北征的体制略同第三次：前锋（驾前军），大营（中军），五军哨掖，唯大营不再包括担任巡哨的前锋哨马营。 永乐时期的亲征军一直采取三分体制。靖难与第一次北征时为驾前军（大旗下、三千马队）、哨马营、五军，后四次北征时，驾前军一部、哨马营、新设神机铳手等组合为大营，甚至与五军里的中军合为一体，驾前军则逐渐担当起哨马营旧任。初期的精锐――五军――巡哨体制，逐渐演化为巡哨――五军――大营体制，甚至巡哨――五军哨掖――大营主力体制，原精锐转向巡哨，新设火器兵取代骑兵成为精锐，与三大营的三千――五军――神机体制越来越接近了。把五军营和洪武时期的五军都督府联系起来、把神机营和三千营与交趾和鞑靼联系起来，是明代中期人对永乐时期历史的的粗率臆测。其实，是靖难时期的北军体制，在历次北巡和亲征中，随着皇帝角色和军队武器的变化而演化，构成了后代三大营的基础。 三、三大营：远离作战体制的训练营 三大营既然是由亲征军三大部分直接演化来的，是不是意味着京营就是处于临战状态的大军呢？明人多载三大营分领不同卫所，战时有明确分工，似乎在京营成立后，明军就是按三大营编制走上战场的。但是，三大营的内部统属关系说明，亲征不可能按三大营分工上阵；三大营的军士调发状况也证明，各营所统军士与所来自卫所无关。 《实录》和《会典》中经常提到大营，含义十分混乱。在第一次北征中，“驾发由东路，幼孜三人向西路……幼孜与光大由哨马路……遇宁阳侯曰：我已五处发马寻大营，待回报。”[54]宁阳侯陈懋为左掖总兵官，他说的大营既不包括哨马营，又不包括五军下属的左掖，则似指皇帝所在营伍。初战之后，“清远侯王友充总兵官，广恩伯刘才充副总兵，统领各军马步各军……（朱棣）说与清远侯王友：‘大营中军有粮米，务要均匀接济。’”[55]这里的大营又似指五军。一般出征军中，往往以主将所在为大营 [56]，这里的大营也只是对皇帝所在或五军大众的俗称。在第二次北征中，大营成为正式编制，统哨马营、神机铳手、围子手等，与五军、驾前军并列。到第三次北征，大营开始与中军一体，与五军哨掖、驾前军并列。最后两次北征，原辖哨马营与驾前军担任前锋巡哨任务，大营更密切地与中军一体化了。 京营成立后，皇帝坐镇的“大营”在分营训练中似乎无需存在了。但各家记载京营制度时，仍提到大营，而且理解各异。一类以“大营”指京营全体，如正德《大明会典》 [57]，或广义的五军营，如王世贞称五军营为“五军大营”[58]。另一类指五军营下属的一营，如陆容载：“有曰大营、曰围子手、曰幼官舍人营、曰十二营，皆五军营之支分。”[59]万历《明会典》更将五军营的下属列为大营、中军、左右哨掖以及千二营、围子手营、幼官舍人营、殚忠孝义营 [60]。按，正德《大明会典》的说法很独特，可能来自对皇帝坐镇的大队军伍的俗称，实则并无此等体制。王世贞的说法则来自后三次北征的体制，如洪熙元年（1425）“张辅奏：大营及五军将士马多瘦损。”[61]当时体制与亲征军相同。到宣德二年（1427），朱勇“特命总督大营兵权……务精训练。”[62]以朱勇的地位以及后来他多次报告五军营情况论，他督率的大营当包括五军营，或即大营与中军一体的孑遗。但到正统时期，《实录》提到诸营，多以大营与三千、五军、神机以及府军前卫营并列 [63]，或不提大营，径以三营并列 [64]。此时，包括中军在内的五军营开始并统围子手各营，逐渐取代大营的核心地位，而“大营”作为旧制中的一环，反而成为五军营下属，供战时组建皇帝所在营伍之用。这样，战时包括中军、神机铳手、围子手的大营，逐渐让位于训练用的五军营，而神机铳手则从大营中脱离，独立成营了。 靖难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洪、宣 正统 驾前 驾前 驾前 驾前 前锋 前锋 三千 三千 五军 五军 五军 五军哨掖 五军哨掖 五军哨掖 大营 五军 哨马 哨马 大营 大营 大营 大营 大营 五军 （哨马、神机等） （哨马、中军、神机等）（中军、神机等） （中军、神机等） 神机 神机 陆、王二人均明载五军营辖十二营，“管随驾骑兵”。《会典》均无十二营之名，而于五军营下记“千二营……管随驾摆列马队官军”。《实录》亦未提及十二营，而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有人建议：“神机营旧兼统千二营官军，近罢遣还伍。然是营置已十余年，请如旧。上曰：此皇祖在军中时所置，盖一时权益。” [65]则此营当为朱棣北征时所置，所谓属神机营，当指在大营中与神机铳手协同作战。到宣德八年后期，神机铳手已独立成营，且专司训练，无作战任务，所以宣宗以“军中时所置”而撤销。但《会典》与陆、王等言之凿凿，不可能简单地记录永乐后期亲征军的作战体制，肯定是正统时期复设，管领原大营所辖随驾骑兵。这样，平时的五军营既统领战时担任主力的五军哨掖，又统领皇帝直领的中军、围子手、幼官舍人、余丁和部分随驾骑兵，与战时大营体制不同。 关于三千营的职能，有两种说法。郑晓认为：“三千营皆马队，专扈从出入，管车辇宝纛等事”[66]，是皇帝的侍从单位，《明史》则认为“三千肆巡哨”。上文已经辨析，在永乐后期的亲征军中，三千马队由驾前精锐转变为巡哨前锋，两种说法一取早期源起，一取晚期制度。京营成立后的训练体制中，三千营仍保留了亲征军体制的痕迹。正德《大明会典》载，三千营下设五司，其中四司由各类掌旗上直军构成，第五司“管杀虎手、马轿及前哨马营上直官军、随侍营随侍东宫官舍、辽东备御回还官军。”[67]“前哨马营”定系第四次北征吞并而来，而其他四司的“上直官军”，应为侍从皇帝的上直各卫军士。显然，平时的三千营既训练充任前锋的哨马部队，又训练坐镇后方的皇帝警卫部队，也非战时体制。 宣德三年时提到旧制：“神机营设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中军一十有五司及随驾马队官军。”[68]与正德《大明会典》所载神机营分中军与左右掖哨共十六司，又下辖五千下营“管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69]基本一致。这部分随驾马队是“永乐中得都督谭广马五千匹”[70]组建的，独立性较强，到正统四年还有“给神机营并五千马队官军马二千匹”[71]的事例，可能到正统后期正式归属神机营，如《大明会典》所载。如此，神机营也如三千营，既包括担任主力作战的神机铳手，也包括充任皇帝侍卫的骑兵，与三千营不同的是，这些骑兵使用火器。到亲征作战时，五千下营的骑兵应与三千营四司军士一起直属皇帝。更值得注意的是，神机营的规模很大，体制与五军营相同，从永乐后期作战分五军和前锋、无神机兵独立成军的体制看，神机营的十六司部队到战时一定是按照对应关系，分别配属五军的中军和各哨掖，而非独立作战，即平时的神机营所统，战时分归五军和皇帝直属部队。 三大营之外，另设府军前卫营。府军前卫本是洪武时期上直卫之一，兵将与蓝玉素有渊源，在蓝党案中横遭屠戮，罢废不设。永乐十三年（1415）重设府军前卫，“四方选至幼军数万，悉听隶（薛）禄训练。”[72]到宣德五年，“作府军前卫幼军营于京城内之西南隅。”[73]在正统时期，幼军与舍人经常并称，但两者截然不同。幼官、舍人、年幼余丁均为不到承袭年龄的少年，隶父兄所在卫所军籍，而不占军额，编为五军营下的幼官舍人营和殚忠孝义营。幼军虽也从年少隶军籍者中选取，却不隶原卫所，而隶府军前卫。府军前卫营严格独立于三大营 [74]，而为三大营提供后备士兵，如正统二年：“府军前卫军士累因选补别伍操备，凡有事故，不能周知。乞仍旧编伍，令原管官旗管领。上曰：选操已定，不必再动。”[75] 可以推定，永乐二十二年亲征军还京后，最初保持着大营、五军哨掖、巡哨体制，逐渐以担任巡哨的前锋部队和部分驾前骑兵（四司上直官军）组建为三千营，以本分属五军和大营、巡哨前锋的神机铳手和部分驾前骑兵（五千下营）组建为神机营，以大营中的中军、部分驾前骑兵（千二营）、围子手营、幼官舍人营、殚忠效义营和五军左右哨、掖组建为五军营，内部保留“大营“建制，而另建府军前卫营补充各营缺额。 在亲征军中，神机兵先属大营、后分派五军，三千马队先担任御前精锐、后充当前锋，规模较小，编制、归属也不稳定。而在三大营中，神机营采取类似五军营的五军建制，三千营也设有五司之多，每营都统领部分随驾官军，三营的规模和职能趋于协调一致。这是典型的训练而非作战体制，若有皇帝亲征，绝非三营分居内外、并列出战，而当如永乐最后三次北征，以三大营下属各单位重新编组军队，其中皇帝坐镇五军营中的大营，直接指挥中军、随驾骑兵与神机兵、围子手营等，五军哨掖配备神机营哨掖展开，三千营中的一部分则充任前锋。 另外，正德《大明会典》载，五军营辖京卫军与轮班军，三千营辖上直军 [76]，似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可是，如果五军营和三千营有严格统领不同卫所的限制，神机营十六司的军士又是来自何方卫所呢？ 宣德六年（1431），“清平侯吴成言：所统三千队伍，汉、鞑官军比年以来屡有死亡及以老疲调去，队伍多阕。请于五军诸卫汉鞑官军中选其精锐者补充，从之。”[77]三千营至少统领一部分在京的“五军诸卫”军士，即五军都督府诸卫军。正统元年（1436），“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奏：原给有马官军一千，内选择五百跟随，累出口提督操备。今御史、给事中奉朝命将原跟随人马调散……已选入三千营内编定队伍。冀于各卫见操有马官军内选五百人随之……太原三护卫官军二千四百余人……请开设山阴、马邑二千户所……各官军多有选入三千营巡哨及习熟神铳手，队伍已成，不宜调为二处分其势力。” [78]太原三护卫官军是从晋王府调守大同的，则以上两部分选入三千、神机营的军士，都来自大同地区的卫所。显然，三千营所统军士来自内外各类卫所，不限于上直卫。 宣德五年（1430），“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处备御。今五军总有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扈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79]“旧制”指永乐后期的亲征军体制，调大同等处备御者，当指最初留京的亲征军在八万人轮班赴京上操后，来自边镇的五军哨掖部队多还镇。正统元年（1436），“在京选操官军已十万余，遇警足用……请以附京卫所官军仍令操备，其河南等都司及南直隶卫所悉免调……不准。”[80]五军营只剩不足六万人，轮班制度又一直未废，说明八万轮班军必然不全属五军营。上引“通十万”指由京卫军补足五军营十万之额，而此处“十万余”指三大营中的京卫军士总额，加上轮班军则超过十八万。而五军足额十万、神机足额七万多，再加上规模较小的三千营，三营足额与京卫、轮班军之和相当，可知轮班军是分派五军和神机二营的。早在洪熙元年（1425），“请以缘边山海等一十六卫旧拨神机营官军暂留守备，别选近卫官军更代赴京操练。从之。”[81]“缘边山海”等卫，当为后军都督府属卫。宣德三年（1428），“旧制，神机营……共七万五千七十有一人。其后调口外守备、征进及亡故者众，各司军数多寡不均，请选内地卫所军士补之……敕通州、神武、定边、蓟州等五十有三卫指挥、千、百户葛森等，各领轮班放回神铳手官军星驰北京。”[82]通州等卫包括了亲军卫和后军都督府属卫，显然属于“轮班放回”的八万轮班军。总之，五军营和神机营均兼统京卫军和轮班军，《大明会典》之说可能指大营尚重、神机营未独立的京营设立初期情形。 三大营突破了亲军卫、京卫、外卫的界限而各统内外卫所，各营下属的各司更是打乱了卫所编制。按府司卫所编制统率部伍，虽便于统一管理，却不利于提高战斗力。明太宗在第二次北征后命令：“今后征发，令总率之人各选部属，庶几可得精壮”[83]，还只是调整高级将领的部属，到永乐后期，卫的界限已经打破：“监察御史邓真言：……洪武中各卫旗、官、军士编成队伍，各有统属。今无知小人擅收别卫军士入伍，又行招纳逋逃，藏匿有罪及无赖之人以为己用，此军政之弊也。”[84]永乐亲征时，亲军卫和京卫全伍出动 [85]，但军分各营，营下设队，管队官统旗、军，并不按照卫所组军。京营成立后，诸营统哨掖或诸司，再下统各队，都司卫所的统属关系更被忽略。宣德末，“围子手营队伍有以二十卫以上足成一队者，有三卫至十九卫足成一队者，又有一卫官军分入诸队者，亲管官旗难以管属。合照卫归并成队……从之。”[86]“亲管官旗”的权力当然不如把总、管队等官，归并也只是空文，到正统末，“神机营原有一十六司……各卫军士，有一卫分隶十数处者。”[87]破除卫所界限的根本原因，当是三大营的军队不断调出守边或作战 [88]，而缺额则反复从整个北方地区的卫所中选补。除上述洪熙元年、宣德三年、五年和正统元年事例外，又如正统二年（1437），“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故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89]到正统末年，京军又大量调往山西和南方，如果不是发生了土木之变，这些缺额还是会很快填足的。每一次选补和调动都是抽取各卫所中一小部分军额，都意味着卫所编制的又一次破坏。 洪熙宣德时期，京营处于由亲征军体制向训练营体制的转化过程，到正统后期，新型的编制和训练、流动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分工明确、轻重悬殊的大营、五军哨掖、巡哨前锋，演化为各统部分驾前军、各统内外卫所军士、职能规模趋于相似的三大营，既丢弃了亲征军的战时组织方式，也取代了原府司卫所的指挥与训练体系。京营通过操练、轮班、外遣、选补等制度，调发整个北方地区的军士，既源源不断地向边镇提供经过训练的士兵，又稳稳维持着足额超过十八万的驻京大军。这时的京营，与其说是备亲征之用的大军，不如说是整个北方乃至具有全国意义的训练营。与“战时出征、平时散还”的“祖制”相比，京营有常备、集训的优点，但在亲征军向三大营的体制转变中，驻京大军越来越重视训练、外遣，而编制日渐破碎，营伍本身和兵将之间皆无稳定性可言，训练中形成的松散统属体系就不可能有效地行使原府司卫所的指挥职能。正统十四年，由训练营仓促组建的亲征大军在土木堡一触即溃，暴露了训练与作战的脱节，三大营遂退居幕后，让位于临战状态下的团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