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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党之变 西元1894年，中国农历甲午。这一年的春夏之际，因为不堪忍受政府的残酷压榨，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起义者将韩国近代以来遭遇的痛苦根源归结为吏制腐败和政治黑暗，以及西方列强尤其是邻国日本长久以来的欺凌，提出发扬传统的儒家东学，驱逐抵制东西洋西学，“主击倭洋”的宗旨，将维护儒家经典和民族传统作为起义的理论基础，在“逐灭倭洋”、“尽灭权贵”等口号号召下，东学党徒席卷城市，一路打击贪官、开仓放粮，响应者甚众，半岛为之震动，6月1日，起义军更是攻克了韩国南方的重镇全州，直逼首都汉城。对于这漫天而来的起义，韩国政府曾迭次派兵镇压，甚至请求中国派出驻韩军舰“平远”帮助协同，出动了经中国武装训练的西式新军——京军壮卫营，但都归于无效，一一铩羽败北。为了尽快收拾近乎溃烂的局面，防止列强趁机插足干涉韩国内政，在中国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的居间建议下，李氏韩王朝政府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向中国照会乞援，请求宗主国直接出兵帮助戡定内乱、绥靖局势，并立刻着手安排准备迎接中国军队事宜。   大院君李昰应、国王李熙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岁修职贡的属地，过问这块传统属邦的内政，原本是当时中国政府天经地义的既有权力。但是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东瀛岛国日本，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膨胀，受限于志大才疏，自己本国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于是急欲挑战原有的东亚势力格局，扩大所谓的“生存空间”，“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实现向大陆扩张的领土野心。为寻求进军大陆的跳板，日本看中朝鲜半岛上政治腐败、国力积弱的小国韩国，将其视为第一步征服的目标，先后于1882、1884年分别挑起壬午、甲申事变，企图利用韩国亲日派，以及大院君李昰应与国王李熙、王后闵氏之间的矛盾，促成韩国国内发动政变脱离中国，建立亲日政权，但是由于中国在两次事件中都采取了激烈的强硬措施，加上韩国政府对中国感情深厚，自身也极力抵制，使得日本始终未能得逞。 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上下，尽管目睹了日本接连挑起衅端，明白日本“终为中国永久大患”，但出于珍惜中法战争结束后难得的和平局面，以及对于蕞尔小国日本自古以来的轻视，认为日本无论多么外露嚣张，终究不过是夜郎自大而已，在对日外交方面采取了尽可能妥协的和平政策，面对早已磨刀霍霍的东邻，还是天真地抱着东亚兄弟同文同种，应当共同团结抵御西洋外侮的幻想。1885年，为解决前一年甲申事变的遗留问题，中日双方在天津举行谈判，涉及到对韩国宗主权的很多关键问题上，中国都逐一做了让步，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等于已经默认了日本势力在韩国的实际影响作用。 早在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起义时，目睹着局势的逐步发展，清政府已经预感到韩国政府无法招架，有可能会前来乞援，围绕这一问题，清政府内就是否可以出兵先期已经展开讨论，普遍的意见是，如果中国军队直接进入了半岛，大有可能会刺激到对韩觊觎以久的日本，难保不会引发出什么事端，但是如果置属邦的乞求于不顾，似乎又不合天朝上国驾驭万邦的祖制，有伤体面，而且在国际上也会动摇韩国是中国属国这一既有的事实。正当左右为难时，第一线的韩国问题主管官员，少年气盛的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李鸿章，积极主张出兵入韩，袁世凯认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只规定了如果中国出兵，必须“知照”日本，但并没有赋予日本同等的出兵权，而且袁世凯声言，根据他自己与日本驻朝外交官员的接触情况来看，日本“重在商民，似无他意”，信誓旦旦保证日本绝对不会横加干涉。受袁世凯错误判断的左右，当6月3日，韩国政府的乞援照会正式递达到北京后，清政府很快便做出决策，放心大胆地出兵韩国。主持北洋一带对外交涉及海防事务的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自然地成为出兵计划的具体执行者。经过奏请，韩国乞援的当天深夜，李鸿章即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部淮军精锐2000余人，以及北洋海军军舰准备赴韩，同时下令轮船招商局商船北上听用。  仅用了2天时间，中国的先头部队就准备完毕，6月6日，在火车的汽笛声中，由天津芦台等地调集的淮军以及天津武备学堂见习军官共计910人，在山西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下到达大沽口，下午6时全军登上等候以久的招商局“图南”号商船，当日夜间7点由北洋海军“超勇”舰护航开赴韩国牙山湾内的白石浦里，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随即将出兵情况通报了日本政府。2天后，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统率的赴韩军主力淮军正定练军等部1555人在山海关一带集结完毕，分乘招商局“海晏”、“海定”2艘商船先后开赴韩国，与此同步，北洋海军“济远”、“扬威”、“平远”、“操江”等军舰已先后抵达韩国沿海，分驻牙山湾、仁川、大同江等各要害口岸控制局势、保护侨民。一时间龙旗猎猎，水陆并进，这是中国自明末援朝战争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地用兵朝鲜半岛。 然而清政府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其实完全堕入了日本政府布设下的圈套。对朝鲜半岛图谋已久的日本，从壬午、甲申两次事变被挫败后，就积极扩充军力，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再掀波澜，实现彻底控制韩国的企图。仇日的东学党起义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刻判断这是难得的良机，6月1日起义军夺取全州当天，日本政府即以陆军大演习为名，开始紧急征集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商船，预先做好运兵韩国的准备，次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出兵的决定，国内开始进行总动员，6月5日更是设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战时大本营，东瀛三岛的战争机器已经完全开动起来。为了将中国军队拖入朝鲜半岛，为出兵韩国进而挑起战争寻找借口，日本驻韩外交官员多次会见袁世凯，进行诱惑欺骗，打消中国的顾虑，积极怂恿中国出兵。6月9日，就在中国聂士成部进驻牙山的当天，早有准备的日本随即派出先头部队登陆韩国，并不顾中韩政府的强烈抗议，长驱直入进驻韩国首都汉城四周，抢占地利之便，蛮横地宣称既然中国已经出兵，日本也有同等的出兵权力，并拒不承认韩国是中国的属国。此后，由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兵力达7000人的混成旅团也从本土出发，源源不断登陆朝鲜半岛，至6月16日，混成旅团第一部4000余人到达韩国，兵力上完全超过了驻韩的中国军队，而且控制了汉城、仁川等重要城市，势头咄咄逼人，韩国局势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 增兵三韩 与野心勃勃的日本不同，中国出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回应韩国政府的请求，平息朝鲜半岛的东学党起义而已。因而派出的总兵力只有2465人，重火器装备仅有区区8门行营炮。中国军队到达韩国后，颇有一番上国天兵降临的做派，军容纪律异常整肃，一路上张贴告示、宣抚招安，赈济贫苦民众，很受韩国百姓的欢迎，“见大兵至，咸扶老携幼来观”。出于对宗主国军队的敬畏，东学党起义军闻风而散，双方没有发生任何战斗，6月12日，正当中国主力部队还在牙山湾忙着登陆时，东学党就与韩国政府达成妥协，主动撤出全州，起义就此烟消云散。 轻松地完成任务以后，原本中国军队就可以顺利班师回朝，但是不请自来的日本军队使得半岛局势立刻趋于复杂，2000多名中国军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为防不测，提督叶志超一面将军队集中在南阳湾畔的小城牙山待命，一面紧急向国内报告局势动态，请求指令。 对于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化，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应对措置，清政府中枢也没有定见，自韩国乞援开始，主要依赖的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判断和策略。李鸿章筹办淮军和北洋海军日久，当时中国国防的底细究竟如何自然心知肚明：北洋沿海堪当近代战争的新式军队——淮军总兵力不过区区3、4万人，其中还得除去大量用于炮台要塞驻守防御的兵力，实际真正能够抽用作战的机动兵力非常有限（同时期日本的新式陆军总兵力在24万以上，后来甲午战争中直接投入中国战场的达15万以上），而海军舰只更是样式落后，炮位单薄，缺乏新式快船、快炮。深知此时日本的军力已非十年之前可比，“北洋所有之实力，以之自守，尚可勉足敷用；战于境外，虽蕞尔日本，胜算亦所难必”，因而在对日策略上，李鸿章始终采取带有妥协性质的守势，寄希望于外交折冲。但是此时的日本早已举债西洋全国动员，立定决心，如同输红眼的赌徒，倾注全部家产于一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李鸿章幻想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冲突，显然已无可能。 回应韩国事变，李鸿章首先采取了外交谈判的办法，鉴于东学党事变已经平息，提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结果遭至日本“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的照会答复，即日本所谓的“对中国第一次绝交书”。继而，日本政府抛出中日联合改革韩国内政的主张，对于这一矛头直刺中韩之间传统藩属关系的提议，中韩两国都予以断然反对，李鸿章转而选择国际调停，通过与各列强驻华使节会商，希望借助列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远东拥有较大实力的英俄两国从中斡旋，劝说日本撤军，早已完成战争准备，在朝鲜半岛的兵力完全处于优势的日本自然对此了不在意，发出对中国的第二次绝交书，黑白颠倒，蛮横地称“……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至此，李鸿章主张的和平解决策略，完全落空。 早在日本发出第一次绝交书时，当时清政府内除洋务派之外的另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积极活动，主要由御史、言官构成的清流党保守顽固派纷纷上书请战。清流言官属于传统文人，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乃至近代军事一概懵懂无知，仅从传统名教仁义道德层面出发，认为日本的行为无法容忍，保护属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主张立刻增兵韩国与他们想像中的弱国日本开战，对一心想保和局的李鸿章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指责。 随着与日本谈判的节节失利，加上期间日本继续不断地对韩增兵，清政府内主战派的声势越来越大，占据上风，清廷中枢的对外策略发生转变，开始倚重清流派。7月15日，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均极震怒，很快召集前后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翁同龢以及军机处、总理衙门相关大臣和各亲王进行会商，决意增兵主战。严谕负责北洋一带对外交涉及海军建设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徇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此时到达韩国的日本军队兵力已近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每日由水陆运弹丸雷械甚多”，完全抢占了天时、地利。而中国在李鸿章主和与清流派主战的摇摆不定间，2000多中国军队不战、不走，茫然无措，白白错失了宝贵的时机，整个朝鲜半岛局势处在战争的边缘。清政府一力主战的严令下达后，李鸿章才暂时抛开和平解决的希望，开始匆匆准备备战事宜，四处抽调淮军主力，增兵韩国。 李鸿章的战略布署主要分为两个方向。首先是北路，鉴于日本控制了韩国首都汉城这一事实，决定进占大同江畔的韩国第二大城平壤，依托大同江天险，阻止日军北上，进而以此为后方挥师南进驱逐日军。7月21日派遣原驻扎天津小站的总兵卫汝贵部淮系盛军步骑13营计6000人，以及驻扎旅顺口的骁将提督马玉昆部毅军6营2000人，先由大沽海运至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然后从陆路经韩国边境重镇义州开赴平壤（原计划直接海运经大同江登陆平壤，但是因为日本海军在韩国沿海活动频繁，而且大同江口被布设了大量水雷而作罢）。此外，经过电商盛京将军，派遣提督左宝贵部关外淮系奉军3500人由东北陆路进入韩国，抢占平壤地利，总计北路兵力11500人。 南路方面，李鸿章原计划将深陷日军势力后方的牙山驻军海运北上，从大东沟登陆后会同北路各军一起进驻平壤，但是统帅叶志超担心当时日本海军已经麇集仁川一带，海运风险过大，建议仍然坚持驻扎在日军后方，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梗日兵南路”。李鸿章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为加强牙山守军，增调了淮系吴育仁部仁字营以及天津练军2500人，由记名总兵江自康率领，冒险直接海运登陆牙山增援。为增加安全性，李鸿章没有选择使用招商局的商船运输，而是通过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重金租赁了3艘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的商船“高升”、“爱仁”、“飞鲸”，期望高悬的米字旗，能让日本军队有所顾忌。 护航牙山 1894年9月19日，李鸿章致电在威海刘公岛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式通报了增兵牙山的计划，丁汝昌立刻做出布署。自从韩国东学党起义发生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家海军，和平时代本就航迹繁忙的北洋舰队更显忙碌。最先是应袁世凯的请求派出“平远”号近海防御铁甲舰开赴韩国沿海，协助韩国京军镇压东学党起义，其后随着清政府出兵赴韩戡乱，以及日本不断增兵韩国，北洋海军的“镇远”、“济远”、“扬威”、“超勇”、“广乙”、“广丙”、“操江”、“康济”等舰接续来往于黄海海面，或是护航、巡弋、通信，或与在韩的日本军舰并泊抗衡，武力威慑。除了编订计划，派出军舰外，被很多后人认为是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提督丁汝昌，还在亲自积极着手安排军舰的修整、补给等工作，在丰岛海战之前，丁汝昌大体亲自着手办理了以下一些技术工作：与开平矿务局交涉，为军舰预储煤炭；将和平时期封存的蚊子船全部恢复现役；与旅顺基地交涉，征集鱼雷艇；将“定远”、“经远”、“来远”等主力战舰上坞整修，刮船底，以提高航速；与天津机器局交涉，催发各舰弹药；由于北洋军舰普遍采用水线以下红色、舰体黑色、上层建筑白色、桅杆烟囱黄色的维多利亚涂装，为伪装起见，下令将各舰白色的上层建筑油漆为黑灰色。 20日，具体组织运兵调度事宜的盛宣怀电告丁汝昌，通报了详细的运输计划。即由于牙山湾内水深不够，商船无法直接驶入靠岸，需要在湾外用小舢板、驳船换乘转运，上驶70里后才能抵岸登陆，而牙山口内当时只有30艘驳船，每船仅能载运30人，如果3艘商轮一起驶到，势必会阻滞在牙山湾外等待转运，难免不会遭到日军的偷袭，因而决定 “爱仁”、“飞鲸”、“高升”分别于21、22、23日开航，盛宣怀还特别强调了安全，要求北洋海军护航军舰在牙山湾外警戒，“须俟各船卸完，方能放心”。就在当天，韩国局势进一步恶化，已经重兵控制韩国首都汉城外围的日本准备发难，向韩国政府发去了最后通谍，勒令22日之前韩国必须出照会驱逐在韩的中国军队，并宣布废除与中国之间的藩属关系，战事一触即发。  “济远”舰 21日下午6时，英国商船“爱仁”号从大沽口起航，搭载了记名总兵江自康统带的淮系仁字正营500人、谭清远统带的仁字副营500人，以及帮助搬运物资的夫役150人，共计1150人，按原定计划开往韩国增兵牙山，第二天上午9时，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北洋海军“济远”、“广乙”、“威远”3艘军舰也起航开赴牙山，担负登陆场的警戒任务，在“济远”舰的飞桥上，作为编队队长的管带方伯谦遥望着渐渐后退远去的刘公岛，神情格外凝重。因为感受到局势的严峻，出发之前“广乙”舰管带林国祥曾请示提督丁汝昌，询问如果遇到日本海军挑衅应当如何应对，丁汝昌的指令非常明确，还击。 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在盛宣怀向丁汝昌通报运兵计划的当天，日本联合舰队也获得了同样的信息。这一绝密情报，被贪图小利的天津电报局工作人员泄漏给了日本间谍石川伍一，事件的严重后果在不久之后就会体现出来。中国自古以来，传递信息的主要手段就是尘土飞扬的驿递系统，直到1880年代，在首先进入中国架设有线电报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启示下，经李鸿章一手发起，中国开始架设自己的电报线路，成立了中国电报总局，10余年时间，有线电报遍布中国各大中城市，这一快捷便利的通信方式，彻底改变了中国原有的通讯手段。然而，和当时很多官僚机构一样，新生的电报局很快也沾染上不良的恶习，纪律涣散，效率底下。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一向温文儒雅的丁汝昌曾用很不寻常的激烈措辞，极为恼怒地批评过电报局的工作，“烟台电局往往电有讹错，偶尔询问，间或一答，若诘究稍繁，则几如十扣柴门九不开矣。某处线断，电至搁置以待，报时绝少。使非好问，盖亦无由知耳……现军务吃紧，变在顷刻，依然不自警觉，竟公然以‘译者睡后未起’直言以复。局务之污糟，可以想见……”，由信中的叙述，可见一斑。 “济远”等3艘军舰出发后仅几个小时，李鸿章突然得到了一个特殊的情报，中国驻日本长崎领事馆密电称，日本海军主力11艘军舰已于20日离开佐世保军港，去向不明。李鸿章当即电令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大队准备起航前往牙山，保护运兵船。然而从后来日本舰队的动向来看，20日前后并未有大队日本军舰离开过佐世保军港，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情报，阴差阳错中仿佛是老天给了中国一次特别的关照，试想，如果当天北洋海军主力真的全部出发护航，数日后那场海战的结局就很难逆料了。 接到这份十万火急的命令后，丁汝昌一面安排威海湾内的主力军舰纷纷起锚升火待发，一面向李鸿章汇报准备情形，请示下一步动作，不知道是否是忙乱中的笔误，丁汝昌竟然在汇报中犯了一处低级的常识错误，将牙山湾内的牙山城，错写成是在汉江口内，失之千里。收到汇报后，李鸿章一眼看出了其中的错误，相当之不满意，认为这是胆怯慌乱的表现（令人意外的是，在很多北洋海军军官的汇报材料和个人日记中，都提及牙山在汉江口内，这一地理上的疑点到底是当事人的笔误，还是此处的“汉江”另有所指，还需商榷），原本就对属下海军的实力信心不足，事前曾质问丁汝昌“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的李鸿章，通过此事对海军的情况就更为担心，不敢轻于一掷。鬼使神差的是，当天下午，俄国驻华参赞来到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拜访，透露了俄国对日本在韩国的行动非常不安，有直接派出远东舰队干涉的意向，而夜间又收到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从伦敦发来的电报，称英国政府已经电令其驻日公使警告日本政府要对挑起战争负责。一直对和平解决争端没有放弃幻想的李鸿章颇受鼓舞，认为事情已经出现转机，如果此时再派大批军舰前往韩国，不利于局势缓解，随即致电丁汝昌，取消了北洋海军大队赴韩的命令，“暂用不著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 原本摆在中国海军面前的天赐良机，就这样错过了。 联合舰队启航 近代早期的日本，和邻国中国一样，也是一个落后封闭的古国，奉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仿佛是一架停止摆动的老朽雕花座钟，在风起云涌的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已经到来时，昏昏然尤不自觉。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黑色舰队成功轰开日本国门后，当时主政日本的幕府政权才开始感受到西方新式武器的威力，和由此带来的沉重危机感。目睹远东的巨无霸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遭遇，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幕府决定放下虚荣的架子，开始学习西方进行西化改革，而这样的转变，大海另一边的中国还需要等待近十年后才会开始。 与后来中国洋务运动兴起时的出发点非常类似，幕府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即是加强军事实力，尤其是关系到抵御外侮的近代化海防实力。自黑船东来时间发生后不久，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大踏步的改革措施，首先于1853年9月，解除了自德川家康时代以来，造船不得过400吨的禁令；随后在荷兰帮助下设立了日本第一所近代化海军军官学校——长崎海军讲习所，培养近代化海军人才；为获取西式舰船装备，一面向荷兰等西方国家购买，一面在长崎设立了长崎制铁所（即现代日本三菱长崎船厂的前身）尝试自造。至1863年左右，初步建立起了一支小规模的近代化舰队，在幕府大力建设近代化海军的同时，佐贺、萨摩等实力较强的藩属也各自扩充近代化海防力量，设船厂、建学校、购军舰，拥有了一批不亚于幕府的近代化舰船装备。日本海军由此发端。  明治天皇睦仁 1868年，日本孝明天皇去世，年仅14岁的太子睦仁继位，在萨摩、长洲等受西化影响很深的藩属联合下，为推翻飞扬跋扈的幕府将军政权体制，将权力名义上归还给天皇，树立天皇权威，日本国内爆发了倒幕战争。战争最后以传统幕府政治的垮台，和新生的维新政治的开始而落幕。旨在彻底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开始。 维新运动后的日本对外政策，具有浓烈的侵略特性，由于生为岛国，四顾波涛茫茫，无论自守或外攻，海军都是排在第一线的军种，因而天皇睦仁目睹当时日本海军仍属弱小的现状，谕令 “海军为当今第一急务，务必从速建立基础”，1872年2月，日本正式设立统一管理海军建设的中央机构——海军省，并确定抛开荷兰，改为师法当时世界的海上霸主英国，建立近代化海军。 筹建海军初见成效后，日本的侵略性就立刻表现出来，1874年日本出动数艘蒸汽化军舰，以及数千名士兵，悍然入侵中国领土台湾，初试啼声，妄想腐朽的清政府会如同鸦片战争时面对英法列强一样，在一击之下立刻妥协。孰料当时日本在中国眼中只是个蛮夷小国，这次行径被中国朝野视为蚍蜉撼大树，如同天狗吠日一般，孟浪可笑，清政府采取了强硬措置，出动福建船政水师的大批西式军舰，并派出经过西法训练全副西式装备的淮军登陆台湾抗衡，同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施展手腕，左右逢源，借助列强力量，最终兵不血刃成功逼退了日本军队。经过这场灰头土脸的失败，日本始明白想要战胜中国，必需具备足够雄厚的实力作为基础，痛感海军舰船实力单薄，决定不惜一切，加速海军建设，随后就募集巨资，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了3艘二等铁甲舰“金刚”、“扶桑”、“比睿”。 受台湾事件刺激的还有中国，区区小国日本刚刚拥有了几艘蒸汽军舰后就敢挑战中国，野心毕露，而失败之后竟然并不死心，又不顾国帑紧张而在英国重金订造铁甲舰，意志之坚定，决心之大，令人不寒而栗。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一批洋务官僚推动下，中国很快开始了针对日本的海军武备扩张，老大帝国的财政规模非东瀛弹丸小国可比，一旦立定主意，步伐飞速。先是购买了当时世界最新锐的概念形军舰蚊子船、撞击巡洋舰，之后竟然连购2艘威震东亚的头等铁甲舰，至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中国的海军实力跃居亚洲第一，在世界海军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中日两国间的海军武备竞赛就此开始，从1883年开始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政府内先后提出4次海军扩张案，购买、建造了包括“筑紫”、“浪速”、“高千穗”、“松岛”、“严岛”、“桥立”、“秋津洲”、“吉野”在内的一大批新式舰船。由于建设海军需要大量资金，日本财政逐渐难以负担，1890年时海军经费占据国家预算的10％，而至1892年竟猛增至国家预算的40％以上，与当时严令禁止海军购买西方船械的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募集资金，1883年以后日本政府发行了上千万之巨的海军公债，而1890年以后日本海军敏锐捕捉到西方海军技术的最新动向，开始推行海军舰政局局长佐双佐仲提出的快船快炮政策，大量装备新式的大口径速射炮，希望用高速巡洋舰和速射炮来战胜北洋海军，当时已近枯竭的日本国库无力承担这笔巨款，日本天皇于是率先从皇室经费中每年提取30万以济海军，政府公务人员则一律将薪俸的十分之一捐出建设海军，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献金运动，东瀛三岛对于扩张海军的热度，近似疯狂，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的实力已经完全超越了假想敌中国北洋海军，取代了其亚洲第一的位置。 当时日本海军的编制方法比较独特，将全国海岸分为5个海军区，每个海军区设立一个海军镇守府（要港）。除由“松岛”、“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组成的常备舰队外，剩余军舰分别归横须贺、吴、佐世保等镇守府管辖。韩国发生东学党起义后，配合侵略政策，日本海军也开始积极着手战争准备，一方面派遣大量舰船前往韩国沿海，护送运兵船、勘测水文、监视中国军舰，一方面开始在国内积极动员，改造商船，增强海军实力。 为适应战争需要，7月15日发出对中国第二次绝交书后，主战派桦山资纪预备役中将恢复现役，出任海军军令部部长，随即着手对日本海军进行改编，和战时准备。19日，日本海军的主力舰船被统一编成为符合战时体制的联合舰队，旧海军出身，曾参加过倒幕战争的海军中将伊东祐亨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联合舰队一词由此诞生。20日，大本营得到了间谍侦获的中国运兵船开航时刻表，遂下定决心开战，22日下午5时伊东祐亨接到由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亲自传达的大本营密令，要求联合舰队立刻开赴韩国沿海，发动偷袭，攻击中国运兵船。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的传统也由此诞生。 22日，刘公岛上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忙着安排海军大队整装待发，一面向李鸿章汇报请示下一步动作，而这一天的上午11时，佐世保军港内的“松岛”舰上，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则在召集各舰舰长会议，已经开始在讨论偷袭作战的战术细节，以及划分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的编组问题。佐世保军港里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也如同威海湾内的北洋海军主力一样，在紧张地进行升火起锚等战前准备工作。不同的是，刘公岛畔的那支舰队很快就会被一纸命令束住手脚。 23日星期一，上午7时50分联合舰队各舰舰长前往“松岛”舰参加临行前的军事会议，11时，几乎就在“高升”号运兵船从大沽口出发的同时，日本佐世保军港内一片节日气象。由“吉野”、“秋津洲”、“浪速”3艘高速巡洋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率先驶出军港。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座在港内的“高砂丸”商船上为联合舰队送行，“高砂丸”的桅杆上高扬着“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的旗语，用以鼓舞士气，岸上民众如颠似狂地欢呼着，日本国旗、海军旭日旗四处飘舞，目睹这一景象，伫立在“吉野”舰飞桥上的第一游击队司令长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抑制不住胸中的激情，这位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的军官，下令在“吉野”樯头打出旗语“完全准备就绪”，紧随第一游击队出港的是由2个小队组成的本队，在本队旗舰“松岛”的带领下，“千代田”、“高千穗”、“桥立”、“严岛”依次而行，回应军令部长的旗语，乘坐在“松岛”舰上的伊东祐亨下令悬起旗语“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之后第二游击队“葛城”、“天龙”、“高雄“、“大和”4舰鱼贯出港，“葛城”舰桅杆上飘扬着“待我凯旋归来”，主力军舰之后出港的是由“比睿”号二等铁甲舰率队，包括“小鹰”、“第七号”、“第十二号”、“第十三号”、“第二十二号”、“第二十三”号等6艘大型鱼雷艇的鱼雷艇队，整个编队最后出港的是殿后护卫编队军舰“爱宕”、“摩耶”，领头舰“爱宕”桅杆上挂起“永远谨志不忘”的旗语，向佐世保告别，此时夕阳西下，云霓漫天，庞大的舰队渐渐消失在海平线上，阴谋开始上演。 同一时刻，招展的龙旗下，“济远”、“广乙”、“威远”组成的中国护航舰队正航行在威海通向牙山的航道上。 遭遇 牙山，是韩国忠清南道的一座小县城，北距重要港口城市仁川和首都汉城，南扼南方重镇大田、全州，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县城往西的白石浦里小镇濒临一个狭窄的海湾，即牙山湾，由于水深较浅，大船无法驶入，牙山湾口外是海域较为开阔的南阳湾，水深足够，且海底砂土条件较好，是优良的避风锚地。7月22日由威海启航的中国护航舰队，在队长方伯谦率领下，于23日晚抵达韩国牙山口外的锚地，24日清晨4点，远方海面传来阵阵轮机声，21日由大沽出发的英国商船“爱仁”号按时赶到这里，与护航舰队顺利会合。 方伯谦随即下令派出蒸汽小艇前往牙山通知，早上6时，牙山口内的30艘驳船陆续开到，围在“爱仁”轮周边进行过驳作业，面对不可预测的战争，别离祖国的仁字营1000多名官兵大都彻夜未眠，此时在官弁的催促下开始整束行装，分批从舷梯下爬到小小的木质驳船内。由于这些驳船都是人力划桨的木船，航行缓慢，前往70里外的白石浦里小镇来往一次会耗费很长时间，护航的3艘军舰于是纷纷将各自的蒸汽小艇放至海中，帮助拖带航行，以加快登陆效率，“小火轮照料装运，拖带驳船，将兵丁、军装、马匹、大米各等件运驳上岸，并派船上水手帮同起卸”。上午7时，太阳完全升起时，首批登陆部队以及随带的160箱弹药全部上岸，完成运输任务的“爱仁”轮鸣响汽笛，向护航舰队话别返航。 方伯谦率领的这支护航舰队，主要的任务是扼守在牙山口外，保护登陆场的安全，必须等待3艘运兵船全部卸载登陆后才能返航。送走“爱仁”以后不久，战斗力较弱的“威远”号负责前往仁川，一面收集情报，一面向威海寄发有线电报，报告抵达登陆情况。剩余的“济远”、“广乙”则在牙山口外驻泊，等待下一艘运兵船的来到。 24日下午2时，英国商船“飞鲸”号到达锚地下锚。“飞鲸”号是增兵计划中的第二艘运兵船，于22日下午5时30分从大沽口出发，因为时局紧张，为了从速增兵韩国，“爱仁”号出发时只载运了大批人员，而相应的后勤物资大都留由“飞鲸”号运输。“飞鲸”号除搭载了芦台防军步队一部200人、义胜前营200人以及随带的马夫、夫役、管帐等人员300人以外，主要装运了大量物资，包括47匹战马，以及4个营的粮饷、火炮、军械以及营幕帐篷等，卸载到小驳船上非常不易。正当过驳工作在忙碌进行时，南洋湾外突然出现了一艘日本军舰，随即转舵而去不见踪影，而下午5时30分，“威远”舰从仁川返回，从“威远”不同寻常的的高航速上，牙山湾外正在忙碌着的人们更感觉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威远”舰带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战争事实上已经爆发！之前日本大军进占韩国，向李氏王朝下达最后通牒，要求22日前宣布断绝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下照会驱逐在韩中国军队。22日期满当天，韩国政府逐一予以回绝。恼羞成怒的日本占领军即按照预定布署，在韩国开化党人勾结下，于23日凌晨派出主力进占汉城城区，攻打韩国王宫景福宫，韩国军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终究实力不及，很快被击溃。日军攻入王宫后，首先拘捕了亲华的韩国国王李熙和明成王后闵氏，随后扶植起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除了日军前日已攻占韩国王宫外，同时“威远”舰管带林颖启还从驻泊在仁川的英国舰队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即 “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 突遭剧变，当时摆在中国护航舰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执行命令，在牙山湾等待最后一艘运兵船“高升”号的到来，但这样势必要冒被日本舰队大队攻击的风险。另外一条就是不顾原先的命令，当机立断，走为上。方伯谦选择了后者，紧急离开韩国这块是非之地。 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威远”号，因为战力较弱，航速也慢，方伯谦首先命令“威远”于当夜9时15分先行返航回国。而“济远”、“广乙”则继续留在原地，等待“飞鲸”号卸载完毕后返回。驳运工作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25日凌晨1时，“飞鲸”上的人员物资终于全部过驳到小船上，然而“广乙”舰的蒸汽小艇因为帮助拖带驳船上驶牙山湾内未回，护航编队被迫在口外继续等待。拂晓4时，上驶牙山湾内的驳船将人员物资全部搬运上岸，“广乙”的蒸汽小艇终于返回，方伯谦立刻下令“广乙”收回小艇，之后“‘济远’即传旗‘广乙’，鱼贯出口”。 1894年7月25日，星期三，中历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廿三，天气晴，气温26摄氏度，微风，清晨5时日出。这一天将是中国海军史上痛苦难忘的日子。 迎着初升的朝阳，“济远”、“广乙”鼓轮疾驶，希望避开传闻中今天将会到来的日本大队军舰。身着上蓝下白军官制服的队长方伯谦站在领队舰“济远”的飞桥上，迎着暖暖的海风手把罗经亲自指挥驾驶，在他身后，一名北洋水师学堂的见习军官在匆匆着笔，记录航海日志。 “上午四点，起锚同‘广乙’开行” 05：30，中国护航军舰最不想见到的事情发生了，“济远”舰桅盘上传来大声报告，了望兵发现西南方向的天边有几缕煤烟。 07：00，“济远”、“广乙”到达丰岛附近，即将驶出南阳湾。丰岛是密布南洋湾外的众多小岛中的一个，北阔南狭，全岛最宽处1388米，最高处海拔174米，由于刚好处在南洋湾入口的中心位置，异常险要，丰岛东南岛礁密布，大船无法航行，只有西北与公景岛之间的航道水深较深，是进入南阳湾上溯牙山白石浦里的必经之路。 随着编队通过丰岛、公景岛之间的狭窄航道，西南方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一直在努力辨识目标的了望兵确认，前方煤烟下的白色目标就是日本军舰！“一‘吉野’、一‘浪速’、一不知名”，飞桥上手握望远镜也在辨识远方目标的队长方伯谦下令，编队进入备战状态。警报顿时传遍“济远”、“广乙”二舰，水兵奔上各自的战位，中高级军官按照平时的布署，前往各自分管的部位督率，弹药舱里开始忙碌地向甲板上输送弹药，大小炮位的炮口罩全部被摘去，炮架上的固定锁链一一松开…… 07：15，“济远”、“广乙”二舰做好了应战准备，一旦受到挑衅，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还击。 “济远”舰的了望兵没有看错，前方海面上出现的正是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浪速”，而那艘不熟悉的军舰则是日本今年3月刚刚建成的巡洋舰“秋津洲”号。包括“吉野”、 “秋津洲” 、“浪速”在内的日本联合舰队大队自23日下午离开佐世保后，当天就进入了战时警戒状态，20：00开始，各舰安排哨兵4轮通宵值班，而且除了各分队的先导舰外，其余各舰一律熄灭灯火，航行在茫茫黑夜中。24日03：00，联合舰队绕过朝鲜半岛西南端，改向北上。 航行至韩国西海岸后，根据伊东祐亨的命令，由坪井航三率领的第一游击队负责超越大队，提前2－3日里，担负前导的侦察搜索的任务，而联合舰队本队则在西海岸的群山浦锚地待机。25日清晨04：30，第一游击队到达韩国泰安半岛南方的安眠岛附近时，遇到了事前派在韩国沿海游弋，负责侦察情报的“八重山”、“大岛”、“武藏”等军舰，而同一时刻，牙山湾口外的北洋海军护航编队正在疾驶返航。 “八重山”舰舰长乘坐小艇，到“吉野”舰上向第一游击队报告了昨天侦察到的情况 “‘八重山’曰：仁川无事，牙山昨日有军舰3艘、运输船1艘停泊……”。 得到这一重要的情报，战机不容错失，司令长官坪井航三立刻命令，第一游击队编队航速提高至12节，以“吉野”、“秋津洲”、“浪速”的排序直扑南洋湾一带。可能由于山影阻隔，比“济远”舰的了望兵发现西南方有烟尘晚了近1小时，06：30，当一游航行至丰岛西南方的长安堆暗沙附近时，“吉野”舰前桅上桅盘里的了望兵才发现丰岛方向有两艘蒸汽船只正在驶出，身份不明，正在飞桥上监督航行的“吉野”舰大副立刻通报司令长官坪井航三，此刻在这里出现蒸汽轮船，看来证实了间谍网的情报和“八重山”的报告，前方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军舰或运兵船，坪井航三当即下令编队航速提高至15节，成纵队战斗队形加速朝目标方向航去，旗舰“吉野”的号手吹响“战斗”号，舰尾的露天指挥台上，2名日本信号兵紧张地穿缀着几面信号旗，随后一组“战斗开始”信号旗语从露天指挥台迅速升起到后桅的斜桁上，后续的 “秋津洲” 、 “浪速” 2艘军舰上随后也接连响起了凄厉的“战斗”号声，身着白色夏季制服的水兵和身着深蓝色军服腰挎倭刀的军官纷纷奔向各自的战斗位置，日本海军等待以久的战斗时刻就要来到了。 事后，日本政府曾百般抵赖，诡称丰岛海战的起因是中国军舰的挑衅，不向日本军舰回礼，而且首先开炮攻击，日本海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被迫采取还击措施。但从22日日本大本营向联合舰队下达战斗命令，一直到25日清晨坪井航三下令悬起“战斗开始”旗，这期间日本海军的一系列动作，无不表明丰岛海战是日本蓄谋以久计划缜密的偷袭。颠倒黑白、抵死赖帐，是日本政府在侵略战争中的一贯伎俩。 07：20，在“济远”舰的了望兵确定判断出日本军舰的身份之后不久，日本军舰也准确辨认出远方驶来的是中国北洋海军的“济远”、“广乙”2艘巡洋舰。 此时，双方相距5000米…… “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三，晴天。晴雨表二十九度九十分，寒暑表七十九度。午前七点二十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达战斗命令。” ——日本“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日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