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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攻克武汉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于12月3日占领益阳，获船数千只，并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9日，太平军乘船出湘阴临资口，越洞庭湖。13日占领两湖咽喉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阳）⑻，缴获大批粮饷、军械（其中有清初吴三桂部所遗大批火炮），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在这里，又有五千船户带着船只参军。太平军将船户编组成“水营”，由“典水匠”（职同将军）唐正才⑼统率。这时，太平军总数达到了十余万人。 咸丰帝闻岳州失守，严厉申斥徐广缙，将其革职留任，并命令他以重兵在岳州北面堵截，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北。但太平军已于12月17日撤离岳州，水陆并进，直趋武昌，其势甚盛，“艨艟万艘，帆帜蔽江，所过城镇，望风披靡”⑽。前锋于12月19日进至距武昌仅六十里之金口。清廷深恐太平军占领武汉水陆要冲，然后北上河南或东下皖、苏，立命徐广缙亲率大军绕道援救武昌。 武昌是湖北的省会，西枕长江，东依洪山，城高墙厚，形势险要。当时武昌清军仅三千余人，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以城内兵少，将城外兵勇全部撤入城内。12月21日，自湖南来援的总兵常禄、王锦绣所率千余名清军赶到，也全部入城，准备依城固守。⑾为了防备太平军“潜挖地道”，常大淳等以“有碍炮路”为名，下令尽毁城外民房，大火延烧七昼夜，引起人民极大愤恨。 12月22日，陆路太平军六七千人由蒲圻直逼武昌城外，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城东洪山、小龟山、紫荆山诸要点，并向南北两翼展开，包围武昌城，同时挖沟筑垒，阻击敌人援军。水路太平军也于22日抵鹦鹉洲，经一昼夜激战，于23日占领汉阳，29日又占领汉口。攻占汉阳后，典水匠唐正才率部于汉阳、武昌间以船只相联，用巨缆横缚大木，上铺木板，架起两座可通人马的浮桥（是年长江水小，为数十年少见，更便于架浮桥），沟通汉阳、武昌间的联系，以便进攻武昌城。 向荣于12月24日率万余援军赶到武昌附近，随后对围城的太平军多次发起攻击，但始终无法突破太平军的包围线，与城内清军取得联系。 太平军自12月25日开始进攻武昌城，先后使用了大炮、火箭⑿云梯等武器。清军则用炮火、唧水筒、滚木、礌石等抵御。太平军攻城未下，决定采用穴地攻城法。1853年（咸丰三年）1月12日凌晨，埋在文昌门附近的火药轰发，炸开城墙，太平军先头部队立即由缺口冲入，大队相继突进，其余太平军也缘梯而上，纷纷攻入城内。守城清军丢下武器，四散逃跑，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等丧命，武昌为太平军占领。这是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 攻克武汉的胜利表明，太平军已经成为一支能攻克坚城的军队。它的编制内已区分为陆营、水营、土营，具备了正规军队的规模。两年内，清廷先后调集滇、黔、川、粤、桂、湘、鄂、皖等省三四万兵力，耗银千余万两，结果非但未能将太平军消灭，反而被太平军牵着鼻子，出广西，越湖南，趋武汉，一直陷于被动。 四、东取金陵 太平军进军湖北，尤其是攻克武汉三镇后，湖北及其邻近各省纷纷告急。咸丰帝不顾财政经济困难，进一步调兵遣将，妄图阻止太平军的前进，并进而将其歼灭于长江中游地区。由于摸不清太平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只得分兵防堵，并企图把扼守要地与主动进剿结合施行。他接连任命三名钦差大臣，指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作战：以向荣代替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指挥二三万清军紧随太平军不舍；任命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会同直隶提督陈金绶等，指挥从陕甘、直隶、山东、山西等省调来的清军一万九千名和从吉林、黑龙江调来的马队四千名，于河南南部的南阳、信阳、商城一线防堵太平军北上；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统筹苏、皖、赣三省军务，自金陵率兵赶赴九江一带，防堵太平军沿江东下。此外，命原云贵总督罗绕典与荆州将军台涌合力筹防襄阳；命署四川总督裕瑞选派将领酌带精兵，进至四川、湖北交界一带防堵。以上总兵力约计七八万之多。同时，还命令南北各省普遍组织团练，凡在籍官员和地方豪绅，均须筹银募勇，以镇压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 此时，在太平军内部，对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又产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建都武昌，“遣兵道襄樊”，北进中原；有人主张东取金陵，“踞为根本，徐图进取”。⒀两种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最后杨秀清假托“天父降凡”，坚持其进军金陵的一贯主张，才结束了这场争论。当时，太平军无论“北走信阳，东下九江，西上荆襄，南回岳州之路，（清军）俱属空虚”⒁。但从清廷的决心和部署看，河南方向兵力较强，长江下游则相对薄弱。从太平军本身来说，由于在益阳、岳州、武汉一带获得了数以万计的船只，并已编成“水营”，成为太平军的一支重要作战力量和运输队伍，因此，顺江东下，不仅可以直接威胁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南北水陆运输线和江南财源要地，而且能充分发挥水营的作用（如果北上中原，就不能发挥水陆配合作战的特长）。所以，从双方实力和天时、地利等条件来看，太平军顺江东下的决策还是较为可取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