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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明朝名将。 熊廷弼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为农。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有时辍学，只能边读书边劳作。二十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奄奄一息。多亏一对卖油皮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廷弼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岁的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个月为代理掌管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正确地判断是非，解决了不少冤案。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太监到保定收所谓矿税。熊廷弼对此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万历二十八年(1600)，保定府大旱，饥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募集数千金，赈济灾民，熊廷弼还亲自到各地督查。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闹水灾，到处一片汪洋，赖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好多灾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虽有政绩，但并没有被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迁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08)改授浙江道御史，刚到任又改为巡按辽东。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它负山阻海，为京师屏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万历年间，明在辽东设有总兵、巡抚、参将、兵备等官率重兵防范土蛮、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的内犯。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给建州女真，强逼生活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劾李成梁，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要求进行勘核，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他的足迹遍及辽东的山山水水，对辽东的地理形势，敌我情况有了实际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卫辽东的方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上。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是联系在一起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训为主”，即以守为战。 “以夷攻夷”就是动员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其基本点是“亲北关以树其仇，抚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关、灰扒诸部携其腹心，间速儿答鞑断其手足”。北关叶赫部势力较强，和建州有世仇，努尔哈赤又要吞并它，支持和扶植北关是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重要手段；保持与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关系，不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哈达部(南关)和辉发(灰扒)部的民众，有来投奔的，授以官职，安置在近边，用来号召其部众，瓦解努尔哈赤的势力；挑拨努尔哈赤同其弟速儿哈齐的关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样，就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 “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保卫辽东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 熊廷弼任巡按期间，努力实现这一方略。他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七百余里的边墙；增修了清河、叆阳、宽奠、大奠、长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并修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间，三年之内积谷三十万石。整顿了军队，革去贪污、隐占等弊端，改变了风气，充实了营伍。他与北关叶赫部、蒙族各部搞好关系，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还故地，革车价，以求和好。 熊廷弼在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时候，指出了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制定了扼制其发展的战略，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战略如能实现，将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努尔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对抗朝廷的行为，不过是某些武臣的诬陷罢了；有的主张采取“疏北关，亲奴酋”的方针。因此，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这一卫辽方略也无人实行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劾听勘，回归故里。 熊廷弼在家一呆就是七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三路丧师(参见萨尔浒之战)。这时朝廷又任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熊廷弼兼程来京，但朝廷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直到六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才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七月，熊廷弼离京赴辽东，行至十三站(今辽宁锦县西北)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军队虽有几万，但“辽之军器一空如洗”，辽之“兵又皆无人统领”，战马瘦损不足，军心民心不稳，而哨探报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后要乘胜攻占辽阳。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一次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斩贪将陈伦，没收其赃银；撤换纨绔子弟无能总兵李如桢，而以李怀信代之。他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并大飨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后金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以鞭指点地形，“宣言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故意让后金哨探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又赢得了时间，大修辽阳城，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并在城西、北、东壕外再筑大堤，潴水。二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壮固的辽阳城屹然雄峙在辽东大地上，防卫空前加强。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他分析了辽东地形，认为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沈阳、奉集距抚顺各六七十里，互为犄角，完全可以控扼抚顺。于是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然后部署了兵力，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刚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发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着，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着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