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1584—1630年),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进士后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万前来围攻宁远(参见宁远之战)。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参见宁锦之战)。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