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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扰袭北洋海军的基地。在战争初期，中日海军力量在总体上大致旗鼓相当，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则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日本海军就具有战略优势，其海上主动权的发挥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此，监控北洋舰队的行踪并打乱其部署，便成为日本海军此时的首要任务。为此，早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前，其海军当局便急调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到烟台，以担此重任。他曾两次潜入威海卫军港，又多次命所收买的奸细频繁往来于旅顺、威海、天津与烟台之间，随时掌握北洋舰队的动向，以经由上海转报日本国内。如在8月6日，他就将一份关于北洋舰队动静的密函，托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带给上海的潜伏间谍黑井悌次郎转报东京。此报告断定中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建议以舰队“突入渤海海口”，将北洋舰队“诱出海面”，然后伺机“一决雌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册，第114～115页。）。日本海军当局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决定命各游击队不时游弋于渤海海口内外，并伺机对要港进行扰袭。从此，旅顺、大连、秦皇岛、成山、威海卫等处海面常见日舰的踪迹，使清政府难测日军之意图所在。8月10日，日本军舰突然对威海卫发动袭击，当地告急电报纷至沓来，清廷大为震惊。（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北平，1932），第36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66～867页。）此时，丁汝昌正率北洋舰队主力到达朝鲜大同江口，清廷当即降旨命其速回。这样一来，北洋舰队反而处处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海上行动的主动权就自然地落到了日本手中。 其三，制造直隶海岸登陆的假象。在扰袭威海卫的同时，日本一面派舰队游弋于渤海，一面大肆散布“赴山海关、秦皇岛截夺铁路”的谣言，以示人以假象。李鸿章一时难辨真假，想到有备无患，当即向丁汝昌下令：“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清洋面为要。”（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总理衙门为查实此事，特约见英国公使欧格讷。欧格讷称：“现有一密信甚紧要：日本预备许多船，可以运二三万人，意在由海登岸内犯，数日即能到京。”问以：“他在何处登岸？”答曰：“山海关至北塘，处处皆可上岸。”又约见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彼亦有同见，认为：“恐明后日彼必设法上岸。”又谓：“我料他有两路：一由山海关，趋向近畿；一由牛庄，趋向奉天。”他们说得有声有色，充当日人的传话筒，不由得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们不信。于是，清廷连连降谕，催促业已出洋的北洋舰队回航。如其一称：“倭船运兵驶赴北洋海面，意图登岸滋扰，事机甚紧，亟应加意严防。丁汝昌所带兵船现在何处？著李鸿章严饬令速赴山海关一带，遇贼截击，若能毁其数船，以足ｈｕàｎ＠③前愆。”其二称：“丁汝昌巡洋数日，何以未遇一船？刻下究在何处？尚无消息。李鸿章已专船往调，著再设法催令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该提督此次统带兵船出洋，未见寸功，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必重治其罪。”在朝廷严旨催令下，丁汝昌率航迅赴“直奉海面巡缉”，发现“日船并未直赴山海关，大沽口更无日船游弋”，这才知道先前所传纯属“误听谣言”（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31～36页。）。日人施出一个小小的手法，就逼得北洋舰队凭空地去捉迷藏，东寻西找而一无所获，怎能不处于被动的境地？ 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说，从战争爆发迄于中日海军黄海决战，双方都还未掌握制海权，但由于日本海军采取了上述手段，在事实上已经基本赢得了海上运动的主动权。 与日本的情况恰好相反，直到战争打起来以后，在清政府内部仍未形成统一的作战计划。朝中的主战派官员也好，李鸿章本人也好，都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故不可能制订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当时，中国海军与日本相比较，其优势有二：一是拥有7000吨级的两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为日人所畏惧；二是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若集中领导，进行统一编队，其攻防力量必将加强，有利于争取海上主动权。日本大本营在制订“作战大方针”时，其主要的顾虑也正在此。但是，若将北洋舰队单独与日本海军相比，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样一来，北洋舰队除两艘吨位大、装甲厚、重炮多的铁甲舰外，其余在数量、总吨位、舰龄、航速等方面皆有逊色，而速射炮一项尤为日方所独长。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Freemantle)评论说：“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舰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10卷1期(1937)，第41页。）这是实事求是之论。这足以说明，如果清政府能够扬长避短，发扬已有之优势，制订正确的海军战略战术，是完全可能争得海上主动权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