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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被看作类似前朝“理藩院”的“统战机构”，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再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晚清相当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等大事件，虽然本质上是中外、民教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中国外交官的颟顸、因循怕事，未能防患于未然，也是造成冲突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与中国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神差”。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 与中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设立外交机构，却又将它作为政府的“盲肠”部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确定为六部之首。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法令，成立外务省，由明治天皇的亲信、王政复古政变的首脑岩仓具视（Iwakura Tomomi,1825-1883)亲自掌管。岩仓随后就组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员一同访问欧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岩仓使团”。岩仓使团出国访问历时长达二十二个月，等于现政府高官集体出国留学，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它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笈欧洲，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Komura Jutaro）、青木周藏（Aoki Shuzo）、珍田舍己（Chinda Sutemi）等人。贵族子弟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通过他们，日本的外交优先理念更深地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 到1890年代，日本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生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Kazuo Hatoyama）应外相井上馨（Inoue Kaoru）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他亲自推荐给外务省的三名学生，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其中，因提出“二十一条”而为中国人熟悉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1860年－1926年），于1894年出任驻英公使，其后多次出任外相，并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权助（Hayashi Gonsuke，1860-1939），后出任驻朝鲜、大清和英国公使，在担任驻中国公使时，曾深深地卷入戊戌政变，协助康梁等人出逃；内田康哉（Uchida Yasuya，1865年- 1936年），先后出任驻中国、奥匈帝国及美国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两次代理过日本首相职务，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作为封面人物。 从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后来在外交体系、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内的飞黄腾达，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遑论出任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职务。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出任驻英公使，还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罗丰禄、伍廷芳等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伊藤博文和李谈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贵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不久后便分别保举他们出使英国和美国。 日本“神差”与中国“鬼使”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造成部分当事者的个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两国在整体战略方面的根本性分野：一个是外向的、积极的“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贵为天皇都可以节食筹款；另一个则只是想为满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基业，既要攘外，更要安内，不仅要挪用海防经费修园林，到了宣统朝，居然借着改革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纯满人的内阁，自弃于亿兆汉民。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