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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民、军地双方的共同作用下，军民地相互混占的现象愈演愈烈。发展到明末，连官方亦称“至今或以屯地而指民村，或以狡民而诡军户，因循日久，茫无可询”[50]，毫无办法。 明初，大批军士的家属到经济、生活条件较好的卫所随住。由于卫所容纳能力有限，明朝政府曾几度下令在卫亲属除当房家小外一概回原籍听差。[51]但有大批亲属不愿回乡，纷纷移住到卫所附近地区居住，成为附籍或寄籍军户。在四川，“四川布政司左参议彭谦言：四川成都前等卫、雅州等千户所旗军，自洪武间从军，子孙多有不知乡贯者。今但正军、余丁一二人在营，其余老幼有五七人至二三十人者，各置田庄，散处他所。军民粮差俱不应办。乞行四川都司及抚民官勘实，就令各于所在有司附籍，办纳粮差，听继军役，庶丁粮增益，版籍清明。从之”。[52]这些人可以说是巧妙利用了余丁身份，为自己创造了最有利的局面，俨然是化外之民。彭谦提议获准，加强了对这些人的管理。但即便附籍，这些人也不安份。正统三年，四川清军官员取勘各府州县人户，结果发现“有三姓五姓十姓合为一户者”，于是命令他们“俱各另为立户，应当粮差”，[53]严禁合户附籍。现有科研成果显示，明代福建的军户有若干姓共用一姓合户立籍的现象，如福宁州孔、刘、谈、汤、贺等姓虚拟户名，詹、张、卓等姓以“全”为共同之姓，等等[54]。这种现象在四川军户中同样可能发生。前面所说的附籍人户中应该包括彭谦所说的军士家属。 尽管朝廷有严令，这些人却依旧如我。嘉靖时胡世宁的奏疏中仍称“（四川）大户或十数姓相冒合籍，而分门百十家，其所报人户不过十数小户”[55]，可见朝廷政令并未得到贯彻。 允许附籍给清勾带来了麻烦，一些军户“一家或三五人、十余人，止用一二人寄籍有司，其余隐蔽在家”。兵部无奈，只好于景泰元年改弦更张，责令“不分年岁久近，除其该纳粮草仍于有司上纳，其人丁尽数发回军卫”[56]。但这时兵部和户部之间出现政策上的矛盾。户部于景泰二年制定的黄册攒造册式中规定“其军卫官下家人、旗军下老幼余丁，曾置附近州县田地，愿将人丁事产于所在州县附籍，纳粮当差者，听”[57]。这种政策上的龃龉直到成化十八年才统一为“凡有卫所之处，附籍军丁无粮草者，尽发原卫当差；有则户留一丁应纳。丁老及有他故，仍于本卫取回一丁顶户”，原无籍名有产欲报者亦准一丁附籍。[58]取消了绝大多数军户余丁寄籍附近州县的机会。 但到正德十六年，明廷又开禁，准许不足110户的里，“以附近流来有司、军卫人丁，及军民官员事故遗下家人子弟，寄居日久，置成家业者补入”[59]。可见，成化十八年的条例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仍不断有卫所军户余丁移居附近州县，置产治业。为不使其成为化外之民，明廷只好开禁。 由于军卫附籍制度的存在，大批富有的屯军或余丁乘机购置民田，成立游离于卫所和地方政府管理之外的寄庄，进而将附近屯田诡入寄庄。一些民户也不时避入寄庄以躲差徭。军卫佥派差役，则称已经附籍地方，承当民差；地方征派粮差，则谎称仍隶卫所，已有差遣。由于军民之间的相互利用以及管理系统上的问题，使寄庄问题成为明朝地方政府的一大难题，尤以屯民田地错杂的东南地区为重，也因此为行政官员逐渐介入卫所事务提供了机会。 为解决在卫留住家属的生活问题，政府允许其垦种部分田土，且征税科则较轻，甚至“永不起科”。有余力的屯军本人也可在分地之外，另垦荒地。如永乐时规定“军官及军下舍人、家人、余丁自愿耕种者，不拘顷亩，随其开垦，子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60]正统元年奏准，“陕西军余地亩如民田五升起科，月粮仍旧官给。其屯田正军该纳余粮六石，余丁地亩亦科如民田。”大同、宣府边卫亦如例实行[61]。正统七年，令自开垦荒田每亩纳粮五升三合五勺 [62]，等等。科则不一使屯军开垦荒田的积极更高，兼之分地与新垦田土一般较近或相连，使屯军有机会混淆分地与垦荒地之间的界限，将分地占为己有，或与贫瘠余地置换。更有甚者，故意把分地抛荒，舍此就彼，等待政府发布新的垦荒命令，然后在复垦，谋取轻则科则。另外，正军、军余所开垦的余地允许典卖转让，致使屯地也被逐渐纳入典卖的行列，给清理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以宣州卫为例，洪武时，屯田正军人给40亩，“岁征其半，余存自食，谓之原额……法惟承佃，不得易卖”[63]。“宣州卫田溢于军，本多芜没。其后荐经垦辟，科税转轻，故有起科、改科、今清之目。官舍军余于法皆得领佃，私相买卖。然其为屯田，一也。”[64]到嘉靖时已经是“原额屯田多为豪强兼并”[65]，难于清理。 宣德以后，由于操军大量逃亡、国防形势的变化以及漕运的需要，大批屯军被征调操备或转为漕运军，原种屯地转归余丁合法耕种，事易时移，到明中后期甚至产生“正军充伍，余丁拨屯，例也”[66]的说法。余丁下屯，既代种正屯，又自种余地，更便利了对屯地的隐占置换。 与屯田被屯军逐渐隐占为私有相伴而生的是屯地私相典卖的盛行。典卖之风盛行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由于贫富分化，富户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丁，贫户人丁寥落，无力耕种，典卖尚可稍有收益。正统以后，由于军士逃亡现象日渐严重，强壮屯军被大量抽调从事守城操练，家口较少的军户只能把屯地交给妇孺耕种。“屯田虽设，率以付老弱妻孥，既不能执耒秉锄，又不能具牛种，则佃之他人，否则弃为污莱”[67]。正统以后屯田子粒改折征收的地区愈来愈多，相当多的屯军或者由于改调别差，或者另有生财之路而离开土地，转入城市生活，原领屯地只好典佃，时间久远者甚至“漫不知伊田所”[68]，结果领佃者趁机进一步典卖，致使田主不清，纠纷从起。二是由于屯田在法律上“有典无卖”，买主要冒一定风险，因而有意压低屯地价格。以湖广为例，“民间交易三十亩之价可得七八十金；军曰有典无卖，价只二十金以下。[69]”地价低廉，又可以借机躲避差役，自然大受富裕民户欢迎。第三点，也即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官豪的欺压和侵夺。屯军无力抵抗，只好卖掉田地，一走了之。对此史籍中的记载颇多，无需赘述。 屯军有典卖田地的现实需求，腐败的明朝政府也在一旁帮忙。本来屯田地土和民间土地一样有相应的册籍存档，可供调阅，但由于管理不当，到成化间已经是“各都司卫所原行文卷多有朽烂，间有存者，旋复改洗，以致无籍，官旗人等乘机作弊”[70]。一些卫所的鱼鳞册虽然保存了下来，由于害怕得罪官豪之家，往往也是像陕西诸卫一样“宁匿而不出”[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