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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还注意将英雄的坐骑赋予火器发射的功能。《说唐全传》第十九回也写尚师徒的龙驹风雷豹，头上有一综黄毛，将黄毛一扯即口中能吐烟。第二十八回写这马：“头呢像个马头，身上毛片犹如老虎一般，一根尾直像狮子尾一样，四个大蹄犹如铁炮头一般。顶上却有一个肉瘤，瘤上有七八根白毛，如银针一般硬的。若上阵，得胜便罢，若战不过时，就将那肉瘤上这几根白毛一扯，这马一声吼叫，口中吐出一口黑烟。那些凡马见了，便屁滚尿流，就跌倒了。真算是一匹宝马！”坐骑直接吐出烟火，人们眼见的只是烟雾，简便易行，战果却是即刻奏效。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努力试图写出火器类宝物给大兵团带来杀伤的。如《说唐三传》第四十六回写樊梨花与杨凡对阵，收了金棋子后，杨凡以阴兵杀来，樊梨花将一个葫芦揭开盖，放出无数火鸦，把阴兵烧得无影无踪。《说唐三传》第六十四回写苏宝同与罗章交战，三十余回合不能取胜，他从教主金壁风祖师借来的神兽黑狮子发挥了威力：“那黑狮驹双蹄起在空中，鼻内喷出烟火。罗章两目难开，回马就走。三军烟得无处投奔，自相践踏。伸手不见五指。那火一发利害，大者车轮，小者炭火，飞来粘在身上，烧得焦头烂额，一万人马，去其大半。”［9］毋庸置疑，这一“怪兽喷火式”的描写，具有多重现实成因。而其中较为直接的民俗心理成因，就是明末清初战争中火器尤其大炮的运用，所给予人们心理的深刻印象和持久记忆。 然而不难看出，清代通俗小说作品的叙事重点还在于以少总多，虚写胜于实写，结局重于过程刻画，往往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而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的展示。这是因为，体现明末辽沈战争记忆的通俗小说，其创作者并无先进的科技意识，他们只不过道听途说地了解到一些火器运用于战争的实际威效，而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的素质，小农意识的封闭和平民心理想象，容易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由于实际参战者很少生还，幸存者又难于与小说家接触，小说家们把战争想象得如同道士作法一般操作简单，战争工具也用不着去人为地改进、更新、维护和操作训练。许多只有在实战中才会总结出的细节关键之点，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忽视了。通俗小说只重视具体征战上个别性的结局，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战争工具想象和实战中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可以认为，文学想象与现实进取之间并非绝然没有联系，以这种简单化理想化的阵上宝物叙事，怎能在先进武器的实战运用上迈出应有的前进步伐？其虽然曲折反映了人们的愿望，但不过是廉价而热闹一时的感官刺激，缺少深刻的历史反思。 这一缺憾，直到进入到19世纪的俞万春（1794－1849）写《荡寇志》才开始部分地予以填补。他把真正意义上的火炮描绘到小说世界中。小说第一百一十七回写了“飞天神雷”的准确度。说是慧娘“会勾股算术，算那雷子落处，远近尺寸，不爽分毫。前日白瓦尔罕用火鸦，亦是此术。不然，那火鸦如何都落到竹笆上，不飞到别处去？”［10］火炮的射程和准确度，才是杀伤力大小的关键，这种认识昭示了时代的进步和外来先进科技意识对于小说的渗透，于是小说所关注的也就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法术和斗法之争了。 三、兵器想象在清代民间心理中的嗣续传播 何以明末清初巨大威力的火炮，在晚清之前的小说中被宝物幻想所折映，其威力表现受到遏制，而渗透进了大量法术为主的成分？这不能不从女真贵族入主中原后，其特定的心态和相关政策上找原因。 清代终始，满汉民族矛盾，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面对人数众多的被统治民族——汉族，满清统治者一直不敢放松警惕。因此，虽然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拥有利器火炮是有利于巩固统治的，但因为更多的顾虑，却并未付诸实施。 首先，宝贝兵器想象是一种内心情绪的宣泄、抒发。明代皇帝大多比较懒，大权旁落于宦官内竖，丞相专权如严嵩，之所以权倾朝野，都与皇帝不理朝政有关，言论相对自由，文人可自由结社，像海瑞这样竟敢朝廷上直面批评皇帝；而清朝皇帝则大多勤政，他们毫不疏懒，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则自然要严厉得多。如雍、乾年间文字狱之严酷，简直无以复加，文人结社之类不仅没有推行，实际上根本是想也不敢想。汉族文人即使辛辛苦苦通过科举踏入仕途，也大多数得不到真正重用，功业宏愿难于实现，于是内心郁结只好变形地抒发出来。叙事文学的宝物想象和神幻虚构的繁盛，即其一也。 其次，清代统治者以白山黑水间女真族的骑射为长项，虽然明兵运用的先进的火炮之类的火器，在明清辽沈战争中让他们一次次吃了大亏，但他们深心里依旧不愿意发展火器，因为如果火器发展起来，那些他们认为文弱的汉族人（人口占绝对优势）也会随之掌握，北方满族的骑射优势就会相形见绌，发挥不出来，在他们看来，毋宁继续保持满族骑射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廷还组织蒙古首领们来参观大炮的威力，使其恐惧而心悦诚服。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载：“福文襄王总制云贵，值南掌国贡驯象四，并言被交阯诸国劫掠，无御敌器，以馀象一求予巨炮。文襄檄谕，以国家法制森严，赏赉有节，兵火利器，不容妄求，还其象，不予之炮，上讳之。” ［11］可见清廷是多么忌惮火炮等先进兵器的“外流”。 因此，对于“红夷大炮”、各种火炮“大将军”的深刻记忆，在清代中期就变得愈益遥远。但是，那些中原和南方的汉族文人却终究还是无法彻底忘记，这些被压抑心底的“种族无意识”在承平日久的清代中期，禁不住又时时焕发出来，需要在神怪想象中得到部分的满足。小说中的形形色色宝贝兵器意象和斗宝场面，也就被不约而同地赏爱。 其三，也不排除，一些满族的有识之士，还是时不时地谈论先进火器，期盼走向富国强兵之道的，这给予小说创作者以不可小觑的启迪。如道光年间满族人奕赓《佳梦轩丛著》还在津津乐道于火炮，但是以占有为自豪，并未具体写其实战中的威效：“本朝军械火器最利，其大者有武成、永固大将军，炮重七千斤，红衣炮重五千斤，神威大将军重三千八百斤，神威无敌大将军重三千斤，神威将军重四百斤，神功将军重一千斤，冲天炮重三百斤，又有九节十成铜炮、铁心铜炮，得胜铜炮、发熕铁炮、子母炮、严威炮、奇炮、龙炮、台湾炮、行宫信炮、抬炮、回炮、迅武大神炮、宣武大神炮、绥武大神炮、耀武大神炮、成武大神炮、常胜威远炮。又有御制金龙炮，长五尺八寸，重三百斤，食药八两，子重一斤。御制制胜将军铜炮，长五尺，重五百斤，食药一斤半，子重三斤。御制威远将军炮，又有浑铜炮。”［12］何以这些大炮屡称“大将军”？应当说，这是对战争中决定力量的最高评价——古代重将不重兵，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卒多少在战争中往往忽略不计，而将才则不可或缺。类似这些统治者的民族心理，必然会触动一些汉族文人，使他们诱发和强化宝物幻想。 正是在这样一些民俗心理的支配下，深层意识中，清人的兵器崇拜意识，就有如水中的冰山，经常要露出水面一部分，还往往采取变化的形式和观照外部世界的眼光。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称：“英领事阿查里言：伊前年从军往征一属国，所统之师船兵力不厚。惧一时不能制胜，乃造千斤重炮子十余枚，至其国之海边，夤夜用人扛抬上岸，行十余里，散置之地。归船，乃发空炮数十声。次日，其国举兵拒战，行至中途，见炮子，惊其大，且讶其击至十数里之远，以为不能抵敌，遂遣使乞降。于是宣布威德，取成而还。其实伊国本无此大炮，亦并不能制此大炮也。兵行诡道，外国亦然。”无疑，这一心理的生成，早在对于明末战争的感受和最初的回忆思考之中，就已经形成了。 作者：刘卫英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64-2268. ［2］ 南炳文,等.明代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24. ［3］ 李国祥，杨 昶.明实录类纂［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1100-1101. ［4］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76-1477. ［6］ 孙文良,李志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7］ RayHuang. The Liaotuang Campaign of 1619［J］.Oriens Extremus，1981，（28）:30-54. ［8］ 侯忠义.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780. ［9］ 佚名.薛丁山征西［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310. ［10］ 俞万春.结水浒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3:433-435. ［11］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0:539. ［12］ 马学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M］.上海：上海书店,1992:2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