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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是这样概括的：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明在存在的几百年里，只在灭亡前，因由对对倭寇的战争以及大规模的疫病，使得北方和西北出现大规模的饥荒，也因此产生大规模流民起义。最终导致文明国家的沦陷。但中国北方在五代的破坏后，其实就已经养不活那么大量的人口，一直需要漕运和灾年的中央财政拯济。而中国的富庶的四川和南方以及西南民族地区都始终支持这文明国家。 而满清人头滚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昆山、平湖、乍浦、海盐、海宁、金华、江西全境、还有广州，全部遭受屠城之灾，竟将四川全部屠净。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雍正即位后对西北镇压，财政上的困窘就算是靠抄家所得，也无法完全因应。也就不顾什么所谓的永不加赋的虚妄手段，于是就祭起类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银征收，把丁役摊入地亩的改革。 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康熙末年有朱一贵起义，雍正时有谢禄正起义，乾隆时有李梅和李开化起义，较大的群众斗争则举不胜举。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 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离散所发出的悲惨凄切的哀号声。这首短短的、朴质的《鬻子行》与没完没了、场面豪华壮丽的《还珠格格》之类是大异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是远非后者所能相提并论的。感谢诗人魏来朋，他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所谓“盛世”中真实的民生图。 在窃据中华后，为防郑成功抗清武装，清廷颁布残暴的“禁海令”、“迁界令”，广东沿海港口尽遭封港毁船厄运，城乡民房铲平，良田抛荒，盐场废弃，数百万士民流离 失所，数十万人死于非命。 1656年7月（顺治十三年），清王朝颁布残暴的“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禁止沿海渔船商船出海捕鱼贸易，外船也不准进入内陆，企图以此困毙郑成功的海上抗清武装。可是郑成功未被困死，沿海经济却备受摧残。 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在台湾登陆，一路所向无敌。清廷闻讯大为恐慌，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如果说“禁海令”给了渔民、海商致命的打击，那么“迁界令”则是剥夺了沿海士民一切赖以生存下去的资源。《清圣主实录》中也承认：“迁移之民，尽失其业。” 1662年（康熙元年）2月1日，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在投降书上签字，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3月，清廷颁布第二次“迁界令”，勒令广东24州县居民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遭封港毁船的厄运。清廷又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 这24州县是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海丰、归善、新安、东莞、香山、新会、新宁、开平、恩平、阳江、电白、茂名、吴川、徐闻、海康、遂溪、廉江、合浦、钦州。清廷还下令在“东起饶平大城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的沿边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防守。 当时，迁界时限只有3天，“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全部惨遭屠杀。而仓皇迁走的人也生计无着，一家家露宿野地，不得不卖妻卖子。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合家饮毒，或上吊投河。南粤大地顿时死亡载道，一片凄风苦雨。 粗略估算，仅粤东8郡死亡人数就有数十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清王朝还嫌不够彻底，1664年5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内迁30里。这一下，原来不在界外的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也要内迁。 清官吏往往先定一界的两端，用绳拉直，作为定界，因此很多居民的房子，划界从中通过，便被迫要放弃房子的半间。界上掘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的，便是死罪。清廷派来的巡海使者来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以致“逼城为界，近廓腴田悉弃界外。”即今之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也列入迁徙范围，弄到迁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露宿街道，往往饿死。” 这两次迁界，涉及广东28个州县，进入到田庐连片、农工商业发达地区，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共531万多亩。 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还写有《蓰村行》和《哀江门》记其事。 《蓰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 相传徙村诏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 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 令尹仓皇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 犹恐菲薄慢王师，计田派饷日公议。 民力竭矣胥吏饱，岂无老弱死鞭苔？ 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 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 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 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 君不见咸阳三月火，顷刻烟尘起青琐。 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 吁嗟谁绘郑侠图，流离载道天难呼。 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 《哀江门》 江门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 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绿。 忆从丙戌盗纵横，槲榭灰烬无颜色。 甲辰移海尽丘圩，古庙独存新市侧。 毁瓦颓墙塌道平，四顾萧条目空极。 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鸦啼山北。 这些诗写来一字一血泪。可见当年清廷的“移界令”，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是何等惨酷。 琼州府下属州县其时虽未令迁界，但也奉朝廷之命在沿海周环立界2700里，严禁士民外出，“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于是各州县“商贾绝迹”。 广东辖境最南端是南海诸岛的曾母暗沙。南海诸岛由珊瑚礁形成的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组成，大小岛屿和礁滩有200多个，其中西沙、东沙属于琼州府万州管辖。自唐宋以来，南海诸岛上凡有淡水的，就有广东渔民在上面生活。这里海洋资源丰富，有海龟、海参、牡蛎、玳瑁、大龙虾、海螺和众多鱼类，渔民们一方面从事捕捞，一方面种植椰子树、香蕉、木瓜等农作物以维持生计。“禁海令”下达后，他们虽然未被强迁，但是沿海周环立界，“商贾绝迹”，连鱼盐小径都不通了，这些世居南海诸岛的渔民们，再也无法以海产品和农产品来交换粮食、布匹、针线和铁钉、农具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只得被迫放弃家园内迁。至今，东沙、南沙群岛还保存着他们留下的珊瑚庙宇、房屋、水井、坟茔等。当时，南海诸岛成了渺无人烟之地，满目荒凉。 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沿海居民，反抗不断，其中一些人更逃奔国外。康熙十八年，以杨彦迪、陈上川为首的一支3000多人的船队逃到越南，越南阮氏政权允许他们定居在越南南部的美荻、边和一带开垦，后来这里成为越南农业中心。次年，广东雷州人莫玖又率一批华人迁入越南，定居在河仙一带开垦。他们和当地人民惨淡经营，不久使河仙变成了经贸发达的地区。清初几十年中，沿海不断有华人结伙私造海船逃亡，流入越南、新加坡、雅加达、缅甸和菲律宾等地。清人颜斯综在《南洋蠡测》中称：“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 野蛮的大规模迁界，使广东社会经济遭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大劫难，所有的贸易口岸都化为废墟，满目零落萧条。 清人胡日乾上书请求复界时控诉：“伐南山之竹，写恨无穷；绘监门之图，形容难尽。” 英国纺织业大发展，圈地牧羊，历史大书“羊吃人”，连万里之外的现代中国学子都知道。那么当初满洲贵族“跑马圈地”，“以绳圈地”，占民良田，吃人的事还能少了？中国的新旧历史书上，对与英国同一时期发生的中国满洲贵族三次大的圈地运动，不是毫不提及，就是提到，也是语焉不详，一句带过。既没有控诉，也没有留下“马吃人”、“绳吃人”的说法。不是中国的“跑马圈地”没有英国的惨，而是中国人的命运在中国学者的心目中没有地位，没有人愿意为苦难中的农民呼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