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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时期所推展的现代化大业，实以现代化的海防建设为中心，而海防建设又以北洋为枢纽。是时中国科学不进，工业落后。举凡陆军海军的训练，船厂炮局的创设，船坞炮台的兴建，铁道电线的修筑，煤铁矿产的开发，如非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设备、技术与人员，实施国际的科技转移，根本即无从着手。 所谓科技转移，（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最主要的便是将西方国家的先进设备与技术引进，而使中国能快速地迎头赶上。在转移的过程中，尤以技术人员之借用为最重要。盖以仅仅向国外购置大量的机器设备，而无人能够操纵管理，则将无法达成现代化的目标。以海防现代化为例，根据粗略的统计，在甲午战前的二十余年间，经由北洋大臣所聘用的洋员，先后即有一百五十余员名，即可证明前述之言为不诬。 一、洋员之延聘与任用的原则 借才兴邦，使之为中国的需要服务，明末清初时期聘用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修历，或主持钦天监事务，已经开启先例。不过，大规模地向国外聘用科技人员，进行科技转移，则直至清末方才展开。远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便曾指出：“剿夷而不谋（夷式）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战后，林的朋友魏源更为具体地指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建设于广州的沙角与大角二处，分设船厂炮局。延聘美、法二国的科技人员来华，教习造船演炮之法。可谓近代“借才兴邦”思想的萌芽。其后，左宗棠于福州设立造船厂，聘请法、英教习，设立海军学堂；派遣留学生前往英、法。即为魏氏“借才兴邦”理念的实施。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当向英所购蚊船四号即将来华之时，丁日昌以闽厂学生缺乏经验，亦曾提出“请洋弁教练”之说，并于不久即获得执政当局恭亲王的赞同。是以聘用洋员来华练兵，实为洋务运动时期朝野共议。而李鸿章则以身负北洋海防重任，关系京畿安危，尤为积极。 聘用洋员的管道有二：一由中国驻外公使向当地政府提出请求，而由当地政府代为物色，并准其为中国服务。一般而论，当地政府为表示友谊和自身利益，大多乐于为助。二是中外关系人士的居中引荐，或临时招募。为了避免外国势力介入中国的内政，往往通过可靠人士代为介绍。如李鸿章的德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即系由天津德籍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的推荐。而北洋海军中的许多英籍教习，如葛雷森（ClaySon）、章斯敦（Johnston）、哥嘉（Cocker）等，也多由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代为物色。 论及聘用的洋员种类也很复杂。有的是军事训练专家，有的是科学技术人员，有的是矿师、工程师，有的是洋工洋匠。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动机受聘来华服务，从事于西方先进的科技转移工作。洋员中除正式受聘人员外，尚有一批数目不详的临时所雇之非正式人员。如在英所购之六镇蚊船返华时，便曾雇佣英国的海军官兵二三百人；其后在德所购之“镇远”、“定远”、“济远”、“经远”、“来远”等舰回华时，所雇之德国海军官兵，更多达四百余人。他们或于沿途护送；或于来华后留舰服务，对于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均曾作出不少的帮助。 北洋延聘的洋员多以技术训练方面为主，而较少涉及行政的决策阶层。薪给虽高，但并无实权。即使是身为北洋海军总查的琅威理（W·M·Lang），也不过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一名高级助手。有时为了提高其在军中的地位，朝廷亦曾授以总兵或提督等职称，然亦不过是个虚衔，而并非实缺。盖以“权自我操”乃是清廷任用洋员之最高指导原则，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尊严，一切的掌控权，必操之于华官之手，而不容许外人干涉，自是理所当然之事。 在聘用洋员的程序上，首先即是签订合同（Contract or agreement）。如此则可以合同加以管理和操纵。在合同之内，详细申明聘用之目的及所担任之职务和所赋予之职权，以及聘用之日期与年限；同时还要慎重地加盖聘用机构和大臣的关防；详列推荐和保证者之姓名，并由受聘者亲为签名，以示负责。一般而论，洋员之待遇均为偏高，几为本国同级人员的数倍，甚至十数倍。除本俸之外，有的人尚有路费，安家费乃至于方费、马费之类。其主要之目的乃在给以重利，以广招徕，俾可使之专心为华服务，当然，此种特殊待遇，亦多限于少数的洋员为然，如同琅威理、汉纳根等人。其他大多数则只可以领到合同之内所规定的固定银两。洋员的薪俸，高者每月六七百两；一般者则有每月二三百两，少者也有五十至一百两。此外，在休假或中途返国时，亦可支领半俸，以示优遇。服务期限，通常多定为三年。期满之后，或者续聘；或者令其返国。如有特别表现者，北洋大臣甚至还为之专折奏奖，授以官职，或者赠勋。 以北洋与琅威理所订之合同为例，即可见其内容之一斑。琅氏受聘前后二次；一在光绪八年九月二十日（1882.11.5），一在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1885.12.1）。第一次合同声明琅氏具有指挥北洋舰队所有船只及中外军官的全权。再次，则指明琅氏之来华乃系由总税务司赫德之推荐及担保，充任丁汝昌之高级助手，其地位与职权为提督衔（The Brevet Rank of Vice-Admiral）、北洋海军总查（The chief-Inspector of the Northern Naval Squadvon）。负责全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及训练。他并可以副署提督发布命令，或向北洋大臣提出报告或建议。至其薪酬，则为库平银六百两，按月由津海关发给。惟有聘期，由于某种因素未作明文规定。其下为琅威理之签名。第二次合同的形式与前次大致相同，惟在内容上稍有一些改变。如1、副提督衔改为提督衔。2、月薪从六百两增至七百两。3、琅氏在军中有奖惩之权。不过，他的责任也相对地加重，而必须承诺在五年之内，依照欧洲最新的方式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一定的国际水平。且必须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除非此一敌国为其祖国——英国。英国原有不允其臣民为他国作战之传统，此番居然应允琅氏可以帮同中国作战，实在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盖以中法战后，中国大整海军。德国、法国乃至美国都认为此系一控制中国海军，推销大批军火的大好时机，纷纷向中国推荐海军将领来华领兵。英国自不甘将其既得的利益拱手让人，而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 二、洋务运动期间北洋所聘之洋员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科技的转变阶段；二为制度的转变阶段；三为思想的转变阶段。洋务运动，即属于第一个阶段；而以西技的输入为主。诸凡设施几乎无一不需洋人的协助。是以北洋所聘用的洋员数量亦特别庞大。兹特就现有资料表列于下藉供参考： （表略） 根据上表所收录洋员，可知在洋务运动时期，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推展海防现代化的建设需要，曾先后聘用洋员157人。其中英员68人，约占全人数的43.31％；德员70人，约占全人数的44.58％；美员10人，约占全人数的6.36％。其余法国5人，占3.18％，丹麦3人，占1.91％，奥国1人，占0.63％。如将英、德二国之洋员合计，则有138人，占全数的87.89％，可谓占了绝大多数。再以职务部门分析，除少数的工程、矿务、外交、翻译人员之外，其中实以军事部门为最多。由于李鸿章的建军理念是“陆军法德国；海军法英国”，故英、德洋员亦于海、陆军的教育训练方面，各领风骚。英员任海军教习者有18人，在海军服务者也有37人之多。海军总教习（或总查）除一度为德人式百龄、汉纳根出任外，其余皆为英国人所掌控，是以题示“英式训练”受到重视。相反，陆军则以“德式训练”独占鳌头。不过，由于资料的零散不全和这批人员变动不居，且又不断地为中国自己的人员所补充接替。至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中所留用的洋员则仅有8人。 三、洋员纠纷与国际关系 洋员的聘用殊为不易，先要探访合适人才，再运用各种外交途径，与当地政府一再交涉。同时还要妥善地因应国际间的竞争。虽然历经种种艰难，有时还会遭遇到所聘非人，或与原要求不合的情形。此外，尚有洋员态度傲慢，不受华官的约束，及与华将发生冲突等问题，因而时常造成不少的人事纠纷。从下面案例，可以了解其中的一斑。 在英国方面，于延聘琅威理为北洋海军总查时，便曾发生许多的麻烦。就其初聘而言，远在光绪三年（1877年），中国当局即曾向英国提出交涉。但却远远未获英国的应允。于是其他各国乘机展开活动，如法国拟派两位海军将领（Command-ants）任中国海军陆战队的总教习（directors general）；德国、美国亦有意问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及英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深恐丧失此一机会，将使英国在华利益受损，特向英国政府陈情，英国始改变态度，于光绪八年（1882年），允将琅威理借于中国。琅氏来华后年余，中法战争发生，乃于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辞职返国。于是中国又聘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Sibelin）出任北洋海军总教习。式百龄之外，尚有随员六名。原以为中国的海军训练从此落入德人之手，而可以完全取代了英国。不意，非但其人能力薄弱，且其随员又不愿为中国作战，兼以其在中法战争时期之表现令李鸿章大失所望，于是遂决意将之辞退。 式百龄之聘用与辞退，除上述原因外，背后还牵涉及一些英、德及中国三方面的人事纠纷问题。在中国方面，李鸿章与赫德原本不和。赫德为了解除李氏的海军兵权，曾于光绪五年（1879）年，以统一中国海防为藉口，说服总署大臣恭亲王设立海防司由赫德兼任。后以南北洋大臣反对而未果，但赫德之野心于此却暴露无遗。而李鸿章亦当以赫德之沉鸷为忧。驻德公使李凤苞乃系鸿章亲信，故特推荐式百龄出任北洋海军总教习，以杀赫德之势。在英、德之间，也是充满了猜忌。英人对德之在华活动，尤其是海军方面的野心，早已暗中留意，并随时报告其政府。特别是在中法战争前后，中国政府除了向德国购置大批的军火武器之外，还聘用了大批的德国军官分别派入北洋海、陆各军服务，及在定远、镇远与济远三舰来华时，德又派遣海军四五百人为之护送。因之更使英人为之侧目，深以德国在华占有优势为虑。除了一再地向中、德双方探询该批官兵来华之动机外，并还积极地向李鸿章游说，重聘琅威理来华。从式百龄于离职后，曾公开地写信与李鸿章，指出英国在华的阴谋，即知双方竞争的激烈。英国虽然成功的使琅威理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返北洋海军，出任总查之职。可是，由于其训练方式过度，却引发部分中国少壮派高级将领的不满，而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利用“香港升旗事件”将之排去。于是则又引起中英关系的一场轩然大波。从此，北洋舰队训练渐弛，伏下了甲午海战失利的因子。国际间竞争之激烈及洋员影响之钜，不言可喻。 在德国方面，为了洋员问题也曾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端。除上述式百龄问题之外，尚有旅顺的善威问题。善威（Samwer）为一德国工程师，光绪十一年（1885）底为德璀琳（G·Detring）所荐，担任旅顺船坞工程局的帮办，协助袁保龄（总办）修建船坞。不虞，善威并无修建大型船坞的经验，只是乱出主意，宕延时间。事为袁保龄识破，但以善威有德璀琳为靠山，而德璀琳又受到李鸿章所信赖，所以去之颇为不易。经过一再隐忍，终以船坞工程国际竞争激烈，咸欲承包此一工程的情况下，保龄始乘机联合李鸿章的幕僚周馥，说服了鸿章，将旅顺船坞工程交由外商在津投标。并从德人之手转交于法国的辛迪加（Franch Syndicate）承包。据保龄自述，此次的奋斗，曾“竭二十于昼夜之力”。方得使坞工之费“视旧稿省帑十七万”，殊为非易。此举果然使德璀琳大感不满，不但“怨谤形于词色”，甚至还致函《天津时报》（The Chinese Time），思欲“引起都中浮议而振撼之”。结果，终以李鸿章坚持中国的利益和自主之权，“择善而行，初不问其为德人为汉人也”。而对德璀琳置之不理，此一事件始成过去。 另外，武备学堂之黎德熙辞职问题，也曾造成风波。黎德熙（Richter）为德国一名少校军官，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驻德公使许景澄延聘来华，充任北洋武备学堂的总教习。由于其态度傲慢，且不按时到堂授课，又与武备学堂的总办（校长）杨宗濂不和，早已心怀不满。于是遂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突然自行致函北洋大臣，表示他将依照合同第十三款之规定，于期满前四个月声明自行辞退。李鸿章当即依约照准，表示不受其要挟。虽经德国署理公使克林德（F·Ketteler）出面交涉，李鸿章却仍坚持依约行事，不容外国公使领事“分外要求”。直到后来，为了外交上的考量，再加之以黎氏的态度有所改变，方才再把黎德熙留了下来，服务到甲午战争前夕始为离职返国。由于他在中国服务了8年，不无劳绩，满清政府特赠以二等第三宝星，以示酬劳。 美国方面：比较起英、德两国来，其态度似乎较为消极。虽然在北洋海军亦有几位美国洋员，但其地位并不重要。只有一位美国的海军少将薛斐尔（Commandone Schufeldt）颇有一番野心。薛斐尔以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Grant）随员，于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访华。适以是时日本并吞琉球，引起争端。中国拟请格兰特从中调停，故李鸿章特于天津热情款待。薛斐尔以为有机可乘，表示愿为中国训练海军，但并未为李氏回应。因之薛斐尔遂对之大感不满，投书于《旧金山日报》，对李氏大加攻击。嗣以美国署理公使何天爵（C·Holcombe）为息事宁人，不影响中美外交，特将其事向美国政府作一委婉的报告，方使此一纠纷解决。 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必须软体与硬体相互配合，方能为功。以海军的现代化为例，除了添购新式装备外，还需从西方先进国家引进专业人员。关于此点，身负其责的李鸿章体会最深： “北洋创设外海水师，本系仿照泰西成法，意在取彼之长，以为自强之计。所购船炮枪械等项目，日新月异，理法精奥，中国素未经见，其用法亦未谙悉。以至精至利之器，授诸不谙用法之员弁，几同废物。是以不得不借才异域，雇募洋员来华教习，以期一物得一物之用，非好为此靡费，亦绝非冗员可比”。 尤其是将才方面，最令鸿章伤透脑筋。因为在当时要想物色一位能够组织、训练和指挥大舰队的人选，几乎犹如海底捞针，困难重重。虽然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如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等辈，曾经留学于英国，接受过专门的训练。但亦嫌其“资浅年轻，未经战事”，未敢付以独当一面之责。是以惟存延聘西员，教习学生，培才根基，实为一时万不得已之计。 结论 综上所述，已可概见洋务运动时期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关系密切之一斑。实际上在全国范围之内，此类的事例并不以北洋一隅为限。诸如早期的洋枪队（或常胜军）与常捷军之与湘淮军配合作战，以平定太平天国。福州船厂及江南制造局之兴建，以从事军事工业之生产。马尾船政学堂之于海军人才的培养。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及广州广方言馆之于外国语文的训练。乃至新式的海关、铁路及邮政之采用西法管理。举凡洋务运动中之各种重大措施，几无不是透过科技转移的方式进行。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之过程，实以国际化、科技化以及东西文化之冲击与调和为其特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是在这一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吾人也可以看出传统儒学在面临时代转变之时，所激荡出的经世与应变作用。毫无疑问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乃至满族的恭亲王及文祥等洋务运动的领袖们，都可以说是受过传统儒学熏陶的人物，当面临西方强权的挑战和国家存亡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们均能通过时变，高瞻远瞩，毅然地推行洋务，以负起救亡图存的艰巨任务。以国际科技转移的方式，弥补中国科学与工业落后的缺失，而绝不抱残守缺。在短短三十余年间，居然能够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巨大面貌，奠定了现代化的始基。抚今思昔，其功实不可没。 不过，吾人如再进而作一深层的透视，也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因为我们只学到西方的一点皮毛，而并未汲取其真正的精髓；我们只在形式上讲求，而并未深入到实际；我们仅知借助于洋员的技术，而未曾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只有几个地方大吏作一些零碎的改革，而并没有以中央的力量作一整体的规划。因此，这也就注定了我们在与日本竞赛时必然的失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凡此皆是值得吾人在日后多加深思和检讨的。 作者：王家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