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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是自北宋帝国败亡以后，唯一的由汉人建立的统治中国本土的中央王朝。不可否认，在经济领域和文化上，这个时期确实充满活力，并体现了时代气息，所以，在明时期以及近代，明帝国被认为是中华帝国后期汉人复兴的伟大时期。 然而，在治国理论和统治实践上，明国的皇帝们实际上是十分保守甚至是历史性的倒退。正是他们落后的治国理念和消极的政策，埋葬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开拓出来的海权，更使得中华帝国错失了步入近代社会的绝佳时机。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到了十九世纪，这个曾经是世界第一的航海强国却已经无力保卫自己的海疆，并最终沦落到殖民地的悲惨地步。 宋帝国的丰厚遗产 在讨论明帝国葬送中华海权前途之前，我以为应该好好理解一下宋帝国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因为，抛开宋帝国在对外政策上太过软弱不看，在航海事业和海权开拓上，这个政府是卓有成效的！ 和前代王朝不同，由于经济的发展，宋帝国的统治者们，在对待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他们是积极的，并且在治国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论是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还是思想领域都是如此。 在技术层面上 到宋帝国时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日臻完善。应该说中国的造船技术一直以来就是发展迅速的，在三国时，海船已经是“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可载六七百人，装货物万斛”的水平了。到宋时期，又有大的发展，海船仍然沿袭平地船传统，已经广泛使用多桅多帆技术，舵技术，船尾纵帆（三角帆技术），活动主桅技术，水密隔舱技术，并且掌握了石灰浆涂缝技术，船体也由坚实的船板以大铁钉铆牢建成，结构坚固，吨位大（长二三十丈的海船已经很普遍），抗风力强，抗沉性强，适航性好，航速甚至达到四节。而且由于指南针及罗盘的使用，使得航海的安全性更加提高了。 由于自宋以后，中国的造船业再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所以，之后郑和舰队的造船技术基本上可以说和宋时期相去不远。而据《明史》记载，郑和宝船“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这里我以为“广十八丈”不可理解为“宽十八丈”，而应是“宽十到八丈”因为对于一条长宽比近2：1的船来说，适航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也很难达到四节的航速。由此看来，再技术上，宋帝国的遗产的确是很丰厚的，可以说没有这些技术储备，之后的郑和远航是不可能的。 在制度层面上 宋帝国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互市舶法”。这里我将这个做一个重点来介绍。基本上，宋帝国对于对外贸易的管理是相当成功的。对于进口货物，首先到官署登记，缴纳一般大约百分之十的入口关税（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之后再流入市场（当然开始的时候仅允许在管定地点贸易，但是不久之后就放弃了这些限制）。为此，宋帝国在建国之初在广州，明州和杭州设立市舶司，后来推广到泉州，密州板桥等广大地方。商人出关，也要先到当地市舶司详细登记此次出航所带的人员，货物内容数量，航行方向，航线以及出航时间，之后领取官方发放的“引”作为许可证，并要求在航期内回港登记。 对于对外贸易，政府实际上是鼓励和扶植的。为了招徕外商，政府甚至允许有条约的国家商人进入内地经商贩运，并着市舶司“给防船兵仗”（宋帝国有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沿海水师），以保护外商安全。对于本国商人出海经商，政府同样给予鼓励，如《宋史.食货志》记载：“……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 当然，宋政府对对外贸易也是有严格监控的，以防止其出轨，危及统治。在制度上，宋政府对于出口货物有几项禁令，基本目的是防止战略性资源外流到敌国手中，比如铁和兵器是严禁带往海外的，对进口货物也有一些是禁止入境的。同时政府严厉打击走私和偷渡行为（这些事情也都是由沿海水师完成的），这些行为是要受到严厉的刑罚制裁的。但是这些政策还是很有度地被执行的，没有干涉正常的贸易，可以说，对于对外贸易，政府总体上是让其自由发展的，只要不做出危及或可能危及统治的事情。 这些措施，一方面保护了正常的对外贸易，使得沿海经济和航海事业，大片的商业殖民地建立起来了，并且在印度洋，以及太平洋西部，中国掌握了实际意义上的海权，虽然政府没有在这些地方设立督府或派驻军队。 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利益。经济上，政府的收入明显增加了。《宋史》记载：“皇佑中，总岁入象犀，殊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又载“……是年，杭，明，广三司市舶岁收钱，粮，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颗，双，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颗，双，粒。”可见收入颇丰，到南宋时期，工商市舶收入居然占到政府财政的三分之一。 同时，这些活动得到政府的监控，在有序的发展，给政府带来利益的同时，又不会危及统治，政府和私人都得到了好处。此外政府的威信在海外得到传播，朝贡继续发展了，对宋作为中央帝国的地位，在国际上被也越来越多的蕃国承认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