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滞的蒙古草原 八里桥战后，曾国藩、李鸿章引进洋枪洋炮编练的湘军和淮军正式取代蒙古骑兵，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的军事支柱。 但对于那些蒙古王公来说，这次惨败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蒙古王公们依然故我的享受着悠闲自在的贵族生活。因为年班晋京(清朝惯例，每年终了，内外蒙古的王公要分班循环进京上朝值班)或“入值当差”等原因，蒙古王公大多都曾在北京生活过。而满蒙联姻的祖制，使他们与满清贵族也多有姻亲关系，由此也习染了满清贵胄们奢靡腐烂的生活作风。 据汪国钧《蒙古纪闻》记载，僧格林沁兵败八里桥时，同为内蒙古王公的喀喇沁右旗郡王色伯克多尔济正醉心于京剧，他在王府后花园建起了戏台，专门挑选蒙古子弟演戏，号称“弟子班儿”，终日演戏作乐。 色伯克多尔济死后，新继位的旺都特那木济勒“子承父志”，耗费巨资购买行头，添置奇幕，延请文物角色教授昆曲、高腔、二黄等汉族戏剧。由于两代郡王都沉迷戏剧，优伶们恃宠而骄，横行无忌，最终在旺都特那木济勒的五十寿宴上爆发了练军和优伶负气斗殴的恶性事件。 耽于享乐的绝不仅仅是色伯克多尔济父子。早在1828年，伊克昭盟贝子桑斋旺亲就因挥霍无度，肆意加重赋役就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独贵龙”运动。而1853年到1869年间，土默特右旗贝子德勒克色楞也因同样的原因激起持续16年的“八枝箭”武装抵制斗争。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早已没有了祖先们跃马草原，弯弓射雕的英武神勇，更没有先辈横扫欧亚开辟万里疆土的壮志豪情。清王朝分而治之的盟旗制度，严格限制了王公贵族的流动与扩张，而待遇优渥的扎萨克制度则销蚀了他们战天斗地的最后一丝豪情。 相对于蒙古王公，遍布蒙古草原的喇嘛更可谓是死水一潭。直到清王朝灭亡十年以后，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仍然感受到了它那种“毫无价值”的存在。他在《库伦写真》中这样描述： 蒙古牧民也过着一成不变的游牧生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蒙古族居住区所看到的仍然是延续了数千年的游牧方式——既没有“保护和容纳牲畜的围栏，更不准备干草等冬储饲料，只是将牲畜放牧于旷野中，逐水草而移动”。其结果“即使在平常年份，冬季因为降雪也会失去二成至三成的羊群。” 尽管如此，尚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的蒙古人，还是不愿放弃这种原始的游牧方式。因为，对于一个五口人的蒙古家庭，只要有“50只羊、8头牛、2匹马就可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如果有了上百头牲畜，就可以任其自然繁殖，即使因为越冬或疾病死掉几成，一家人仍然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不过，仍然有一些变化缓慢地出现在蒙古草原的东部和南部边缘。这主要是因为自清朝中期开始，汉族移民的大举涌入。在蒙汉杂居地区，江上波夫看到：“在那里都为羊群和仔羊设立围栏或者土造的家畜圈舍，储备干草以作牲畜的冬储饲料。”他们与蒙古腹地最大的不同是，“将牲畜、毛皮等主要用于商品交换，而自家用的部分比较少，故他们的生产已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