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伯温的死是比较离奇的，刘伯温和杨宪都是淮西集团的眼中钉，所以，刘伯温虽以大功，止封伯爵，而且，在洪武初年就致仕还乡了。按照朱元璋和刘伯温的次子刘璟的对话，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手中，但是，洪武八年，刘伯温死的时候，胡惟庸正是宠信正垄如日中天，刘伯温之入京的原因按照明史的说法是胡惟庸离间朱元璋造成的，但是，明史作者同时比较晦涩的指出：“帝虽不罪基（刘伯温），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刘伯温活着的时候就被夺取爵位，处分显然相当严重，刘伯温佐命朱元璋，屡出奇谋，朱元璋当然不能不考虑他的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比例。而刘伯温能够受之胡惟庸推荐的医生之药而不疑，自然是医生来的有背景。这点，刘伯温自己有过预见：“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所以，刘伯温的后人见到朱元璋从来只提胡惟庸的毛病，一语不及朱元璋，联系到后来的徐达、李文忠的死因之蹊跷，得证刘伯温之死也应该不是胡惟庸这一层面人物能够下手解决的了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为提醒自己的名言，他多次表态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卷五九）从朱元璋称吴王时期，李善长、徐达就是中书省的右左丞相，但是，到了开国后的洪武四年，朱元璋让李善长致仕，徐达虽然还一直兼任着中书省的丞相，但是，徐长年领兵在外，并不参与朝政，这时，朱元璋的亲信是汪广洋、杨宪这几个人，随后，杨宪被淮西集团构陷遭杀头，汪广洋成为朱元璋的实际办事的丞相，朱元璋把他比作张良一流的人物。此时，胡惟庸进入了宰执的行列。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起兵后的第三年投靠的朱元璋，他是安徽定远人，是淮西集团核心的籍贯，李善长也是定远人，沐英也是定远人，当时有人写诗比喻淮西集团是：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胡惟庸在朱元璋手下混了十二年也才做到县主簿，但是，后来由于李善长的援引，很快被提拔到了中书省参知政事，而后又代替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左丞，杨宪死后，胡惟庸逐步得宠，朱元璋问策于刘伯温关于宰相的人选时已经把胡惟庸列在其中，这还是洪武三年之前的事情，可见，胡惟庸当时在朱元璋的眼中的地位了。 但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长在内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实早就不想设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让李善长罢相，贬逐汪广洋，并不是为了给胡惟庸腾出空间，而是给自己兼任宰相制造口实，这点只有聪明的汪广洋读懂了，所以，朱元璋让他回来做右丞相以钳制胡惟庸的时候，汪广洋只是喝酒，不问政务，联系到汪广洋之前的“屡献忠谋”，几乎很难令人理解，而实际上，汪广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为此，朱元璋后来才下决心整死汪广洋。 胡惟庸之所以被提拔重用，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从来都是不肯假手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朱元璋虽然依靠淮西集团起家，但是，一旦大功告成，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军事集团就成为朱元璋在背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文臣的头子，经年经营地盘，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势力，所以，朱元璋虽然口头上说善长“功甚大，宜进封大国。”而暗中则指使汪广洋、陈宁弹劾李善长，败坏李善长的政治声誉。胡惟庸不过是朱元璋原来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而且又是李善长阵营的力量，才决定把胡惟庸抬起来以制约善长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皇帝的本意不过是想把宰相变成高级秘书、帮办的宏伟战略意图，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这让朱元璋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恼火，不能不重视了。史称胡惟庸“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和朱元璋的骨子里的的指导思想“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皇帝不杀他已经不行了，有点时不我待的感觉。 朱元璋的步骤很紧凑，先是杀了他一直觉得不对劲的汪广洋，然后让涂节上表告变，说是胡惟庸联络陈宁等人准备造反，就此杀掉了一大批功臣宿旧，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至一万五千余人，而后在洪武十九年穷治胡党，竟然编造出了胡惟庸通倭的证据，就此又杀了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最后连李善长也成了胡党最后的党徒。其中，吉安侯陆仲亨十七岁开始追随朱元璋起义，朱元璋说他是“此我初起时腹心股肱也”，而后在所谓的谋反审讯过程中，朱元璋明明知道陆仲亨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逆不道，仍然自己编造了一个借口说：“朕每怪其居贵位有忧色”这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罪名了。平凉侯费聚连儿子费超的命都给朱元璋赔进去了，反过头来还要被朱元璋说是胡党，朱元璋说费聚是“聚曩使姑苏不称旨，朕尝詈责，遂欲反耶！”陈年的老帐都翻了出来，可见，费聚不死都不行。这点就是《明史》作者都看不过眼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