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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公认，近代世界始于地理大发现。哥伦布(1492年)、达·伽马(1497年)、麦哲伦(1519年)完成的“地理大发现”，翻开了人类史新的一页，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才有了全球史，而只有在有了全球史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全球战略。此前的历史都是区域性的，即使建立了罗马帝国、蒙古帝国那样跨越欧亚、广袤无边的大帝国的征服者们，其战略观念仍然是地区性的。而人类完成从地区战略向全球战略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对海洋的发现和海权的获得。 在观察和评价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时候，一个事实就像卡在笔者喉咙里的鱼刺，不得不先清理出来才能够继续谈下去。这根鱼刺就是：那个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舰队的明帝国，那个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60年前就已经到过现在海盗猖獗的索马里的国度，为什么竟然没有赢得发现欧洲或美洲的桂冠，而这个国度为什么只是在全球史时代开始之后300多年才进入了近代？ 这根鱼刺不只是卡在笔者的喉咙中，也卡在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喉咙中。梁启超在为郑和写的传记中，在高度评价郑和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哥伦布之后有无数的哥伦布出现，而郑和之后却再无郑和？但他没有指出原因。 从1405年开始，郑和在29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帝国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5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郑和率领的明朝海军在舰队规模、航海技术和组织协调水平诸方面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的国家最后却退缩起来而错失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史学界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存在着争论，不过我认为，《明史》的说法最为确切，无需别立高论。《明史》上说，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出洋的原因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就是说，郑和舰队肩负着两项重要使命，一是寻找有可能亡命海外的建文帝的下落，二是向海外展示新朝的富强。通过连续七次下西洋，上述两项目的应当说都实现了，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朝统治集团了解到，南洋和西洋对中国的安全不构成威胁，散布在沿海地区的政权纷纷归依明朝，一个符合儒家观念的“朝贡体系”重新建立了起来。 那么，如此成功的举措为什么却在明宣德第七次下西洋之后被叫停？我这里举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王赓武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之所以终止航行是因为郑和太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二是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提出的，他们认为明帝国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到了明宪宗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