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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推其本意恐怕是他不想担当杀士的恶名，所以企图借李的手杀秋瑾。 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秋瑾遇害两星期后，张曾扬致电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当日，贵福复电“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26]可见实有其事。 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有意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立即召见李，令他执行。李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27]好一句“供、证两无，安能杀人？”百年之后依然掷地有声，这是人性、良知的声音。 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阻拒，几至冲突。”[28]应是可信的。然而他的争执是无效的，杀人的命令已下，口舌之争已属无谓。 时已子夜，他提审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29]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秋瑾知道生命的终点马上就要到了，她提出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30]李钟岳，一个小小县令，他答应了二、三两个要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杀人要砍头，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似乎都成了习惯，秋瑾并不畏惧死亡，她想捍卫的只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不要身首异处，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李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 秋瑾被杀，贵福又令李钟岳去秋家搜查军火，当然是什么也没查出。 他身处官场，却天良未泯，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 既不肯逼供，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竟然还提出无证不可杀人，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贵福他们当然容不下他，不久他就被撤职。目睹秋瑾的死、贵福他们的横暴而无能为力，在离开绍兴前夕，他“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并留下了“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这样的话。[31] 在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别人虽可原谅他，但自己却受到良心的责备。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几次自杀未遂，但他死志已决，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32]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 另有一人，是绍兴“府署刑席”，我们只知道他姓陈，绍兴人，“闻以办秋瑾案为不然，告病辞去”。[33] 在文明的阳光没有照到的时代，在普遍的人性没有觉醒的时刻，李钟岳，一个地方官的选择，呈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1912年7月21、22日，《民主报》连续报道《西子湖滨之血泪》，《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说：“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既因秋案如是，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该社均表同情。”[34] 至于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到当地反对。离浙不久就抑郁而死。贵福想调任浙江衢州不成，调安徽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 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定一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也没当成。 注： [1] [5] [7] [8] [11] [12] [15] [23] [26] [28] 转引自《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91页，103页，151页，52页，104页， 466页，326页。 [2] [3] [4] [6] 转引自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4月，192页，194页。 [9] [10] [13] [16] [17] [18] [19] [20] [21] [27] [29] [30] [33] 转引自《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333页，336页，342页，356页，345页，349页，326页，361页，358页，459页，320页。 [14] [22] [24] [25] [34] 参见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2月，232页，515页，514页，516页，601页。 [31] [32] 转引自《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463页，46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