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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郑成功不愿出兵，他始终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策略是，明清双方谁能让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谁为“正朔”。他多次讲过，他的理想是做一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而不愿成为“槛阱”中的虎豹。前一阶段，清廷招抚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只肯给他高官厚禄，不愿赋予他“地方自治权”。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好继续当他的“明臣”。可这个“明臣”，却不愿听从南明调遣。他希望其他抗清势力坚持下去，以缓解自己一方的压力。又担心“东西对进”后，南明势力兵连一体、地成一片。这样，他的独立王国将不复存在——军政大事将禀承于朝廷，这是郑成功万万不能忍受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声望、爵位等各方面都逊于李定国，届时在朝中必然受制于人——这也是郑成功致力于回避的政治态势。 郑成功真是太聪明了，他一路盘算，掂量着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 最终，他作出了选择——应付李定国，派部将林察率领一支偏师，进入广东沿海，以示“声援”。可是，就连这支规模不大的水师，也照样因循不前，大张旗鼓，虚张声势而誓不实战。直至悠闲地看着李定国的军队，在优势兵力的清军猛攻下全线溃退。 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南海旅游，对这次足以改变明清战局的重大战役虚与委蛇，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可他却在事后写给南明朝廷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常事，不足深忧”，还批评李定国“骄兵致挫”，反而将自己“依违不前”的罪过轻轻带过，把失败的主要责任推给对方。这种跋扈自雄的举动，不仅损害了民族利益，而且对他自身的利益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定国由于新会一战损失太大，从此再也没有力量主动进攻清军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令所有反清志士扼腕浩叹。 历史证明，郑成功从来就不是朱明王朝的“忠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在他的眼中，永远只关注个人的收获，真是深得乃父“海盗秉性”之真传。 五、1658年，清军主力兵分三路，进军西南。李定国等人应接不暇，节节败退，永历朝廷危如累卵。 郑成功见清军主力云集西南战场，正是扩大势力范围的大好时机，当即决定挥师北上，发起“长江战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攻占南京，进而占领整个江南。江南，从唐代开始就是财政重地。一旦夺得江南，不仅将使明、清经济实力发生逆转，而且可以将清朝统治区南北切断，为下一步用兵，创造有利条件。 1659年4月，郑成功、张煌言亲统两路大军北上。闽浙联军一举全歼镇守浙江定海的清军，焚毁清军水师战船一百多艘。这样，闽浙联军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制造了进攻宁波的假象，吸引了江、浙两地的清兵日夜兼程、救援宁波。 5月初，郑成功亲率兵马十余万，分乘大小战船三千余艘，从定海北上。郑军于5月19日进入长江，沿江一些地区望风而降。6月1日，郑军水师兵临江阴水域。清军摆开阵势，坚守江阴要塞。攻与不攻，郑军上下展开了争议。文官认为，江阴抗清群众基础较好，一旦拿下要塞，“进”可以就近获取江南富庶地的粮饷，“退”可以重登战舰，发挥郑军水战特长。郑成功看到江阴要塞易守难攻，担心消耗掉进攻南京的军力，就接受武将的建议，“以县小不攻”，继续溯流而上。 这是郑成功发起“长江战役”后，战略上的第一个失策。因为一旦拿下江阴要塞，就算攻打南京失利，郑军在江南也将拥有一个依江而恃的稳固立足点。郑成功急于攻下南京，抢占政治至高点，导致的遗留问题多多，万一进攻失利，他在江南也就几无立锥之地，因为他收复的一些地区基本上无险可守，而后来攻占的“重镇”镇江，毕竟又离南京太近，在军事上缺少缓冲与回旋的余地。而郑氏弃攻江阴，则又是江阴百姓之幸。当年郑军占领漳州、泉州二府不到一年，搜刮饷银竟达二百万两。如果他们长期占据江阴要塞，恐怕江阴百姓也就在劫难逃了。 6月16日，郑军在镇江水域大败清军，攻克瓜州，22日又大破来自南京的援军，一举拿下镇江府城。占领瓜州、镇江之后，南京就近在咫尺了。此时此刻，南京城内兵力严重不足，让清军以有限的兵力防守周围广大的南京城垣，简直就如同痴人说梦。郑成功只需亲率主力登陆，顺陆路直趋南京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攻城，定能一战而功成。因为瓜州溃军只用一两天就逃回了南京。这说明郑军也可以走同样的路线，在相近的时间内推进到南京城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