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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历史 坚守三十六年 重伤蒙古大汗 钓鱼山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西距合川城区约5千米，南距重庆市中区约63千米。遗址地处渠江、涪江与嘉陵江的汇合之处。从这里可沿着三条江河而上，前出至四川盆地东北部广大地区；可以沿着嘉陵江顺流而下，抵达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四川盆地中心城市重庆，并可从重庆沿长江而下直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图一)。这座“英雄之城”攻防结合，耕战结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坚守了36年，直至南宋灭亡后守将举城降元。 南宋末期，随着蒙古大军侵入四川，占据了包括四川首府成都在内的半壁河山，宋王朝原先沿四川盆地边缘山区构建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南宋四川统治区面临着无险可守的局面。为了守住四川这个南宋王朝疆土的上游屏障，南宋王朝加紧了四川地区的防御部署，开始利用山河之险筑城设防，在四川境内三条纵向大江(嘉陵江、沱江和岷江)以及三江汇合后的横向大江即长江沿岸险要的地点修筑山城和水寨，将当时无险可守的州城和县城迁到这些山城和水寨中来，以遏制蒙古(元)军骑兵优势的发挥。从而建成了以山水城池为点，以江河为线，点线结合、相互策应的防御体系。而作为当时新合州城治所的钓鱼山城就是这个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命甘闰在原合州钓鱼山山寨的基础上修建钓鱼山城。宝祐二年(1254年)，王坚守合州时，又“发郡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之民，计户口八万、丁一十七万，以完其城”(元·无名氏《钓鱼山记》)。钓鱼城的防御设施因此更加完善。山城建成之后，将原驻合州的兴州兵移守钓鱼城，其后又陆续有“秦、巩、利、沔之民”来此城，一时“秦蜀之民，响应云集，众至十数万，屹然一巨镇”(明·何悌顺《新建王张二公祠堂记》)。景定四年(1263年)，张珏守合州，再次加修钓鱼城。“(张)珏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再期，公私兼足。”(《宋史·余玠传》)在历任钓鱼城守将的率领下，城中之民，在战事不紧迫之时，春天出城耕地播种，秋天又出城抢收运粮，依靠着农战结合，先后打退了蒙古(元)军的多次围攻，坚守该城达36年之久。这对于阻止蒙古(元)军东进的步伐，延长宋王朝的寿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下受伤致死，蒙古第三次远征西亚北非的大军因此退兵，从一个侧面支援了当时亚非战场抵御蒙军入侵的斗争。这一偶然性事件因此成为世界中古历史重要的转折点。即使在元军攻克临安，南宋王朝名存实亡后，钓鱼城仍然坚守了三年。宋祥兴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南宋宰相陆秀夫背负最后一个小皇帝赵昺投海后，钓鱼城守将王立才举城降元。 元军占据钓鱼城后，拆毁钓鱼城城墙，迁军民回山下合州旧城，钓鱼城从此荒废。元朝覆灭后，明朝士绅开始重视钓鱼城的历史纪念意义。明弘治七年，在钓鱼城内宋护国寺旧址修建了祠庙，祭祀守卫钓鱼城的主帅王坚、张珏。以后祠庙屡经扩建，并增加策划和主持建立四川山城体系的余玠、冉璞、冉进入忠贞祠。清代并立祠祭祀与钓鱼城相关的历史人物王立、李德辉和熊耳夫人。清嘉庆二年(1797年)，川渝因白莲教兴起社会动荡，危及合州，合州民众迁入钓鱼山避难，开始修复钓鱼城。咸丰年间，因太平军影响的缘故，钓鱼山又得到修缮，今钓鱼城护国门上咸丰四年(1854年)的“巴蜀保障”题额，就是这时的遗留。 考古发现 “文革”以后，为了利用钓鱼城的影响发展旅游，在没有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下，有关部门重修了钓鱼城，除了按照想象修复了钓鱼城的部分地段的城墙和少数城门外，还新修建了上山的公路和城内的旅游道路，以及一些接待游客的建筑，——这让钓鱼城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能够为钓鱼城及宋元战争历史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实物资料，给保护和修复钓鱼城遗址提供科学的依据，重庆市的文物考古部门自1995年起先后对钓鱼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系列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收获，钓鱼城遗址的本来面目正在逐步清晰。 40余商周至明清的遗存面世 重庆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学家在钓鱼城遗址周围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发现了包括遗址、墓葬、古建筑、石刻造像、碑刻等各类文物40余处。这些遗存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到明清，为全面了解钓鱼城的纵向发展背景和横向空间背景，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其中在钓鱼山南发现的小白塔、天泉洞等宋元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堆积丰富，年代与钓鱼城大致同时或前后相关，这为认识宋蒙(元)战争时期及其前后钓鱼城周围人们的居住和生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此外，在与钓鱼城遥遥相望的一些山头上，也发现了石构山寨城堡，这些山寨城堡尽管暴露在地表的石构都是清代的遗留，但也不排除下面有宋元之际遗存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