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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不利舆论环境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当时的一些深明事理，虚荣心没那么重的人，如袁崇焕，杨嗣昌，陈新甲等人，就能不顾这种舆论，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崇祯帝大错三：虚荣逞强，进退失据，自寻短见 由于无法在短期内扑灭农民军，明朝被顿时深陷两面作战的困境。古今中外的战例都表明：两面受敌是一种凶多吉少的险境。明朝要生存下去，不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几乎是不行的。如何摆脱两面作战?以当时的军力对比，要想消灭满清(后金)，消除辽东战事，无异于痴人说梦，一下扑灭农民造反又做不到，所以，唯一之策就是谈和。 那么，?向明朝开战之初，并没有信心与明朝长年对抗，更遑论夺取大明江山，只是想在辽东占一些便宜，吓吓明朝，让其承认自己的后金小国，这表现在，在大败明军，一度攻取了抚顺之后，并没有乘胜攻击，而是对明朝说："…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34。特别是在崇祯帝继位之初，努尔哈赤新死，继位的皇太极权力不甚稳固，又在年前的攻打宁锦的战役中遭到挫败35，无法入关施行掳掠，而八旗制度是奴隶制，生产力低，又因为与明断交，貂皮人参等特产失去了市场，因此军需给养一时间困难重重，同样面对严峻的形势，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因此切合实际地数次向明提出议和请求，并且，皇太极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36”由此谦卑的语气，可见皇太极求和的诚意。 另一件事更表现了皇太极和谈诚意：崇祯元年，袁崇焕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上任之初，就“擅自”主动地向皇太极提出和谈，以便争取备战的时间，皇太极对此反应十分积极。袁崇焕提出的和谈先决条件是：皇太极只能作“汗”，不得称帝。皇太极居然应允，并且要崇祯帝赐一颗印给他，正式承认他的汗位37。 皇太极以崇祯帝为正统，一幅臣属国国主的姿态。可见直到崇祯初年，后金政权还完全没有取明朝而代之的野心。 在对明的优势形势下，皇太极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大致上仅要求明朝承认满清国及其现占土地(主要为现辽宁省东部和中部)，勘明两国边界，和平共处，互通贸易38。皇太极向明求和的原因在于：后金（清）国的人口，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远逊于明朝，没有足够的实力一举消灭明朝（在当时条件下也很难看得到农民造反将会从内部催跨明朝），对明发动掠夺性战争又并非可以常年稳操胜劵，从长远看代价和命运都难卜。生产力低，不足以自给，靠掠夺获取的收入又不稳定，因此为了自身了良好的生存发展，后金清国是急需同明朝停战以互通贸易的。 在当时形势下，议和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若议和成功，明朝可以腾出边关精锐部队，集中全力扑灭造反农民势力；可以有充裕的时间编练精锐边防军，屯田增强保障，新建，巩固，完善边关的堡垒，军事要塞，全力生产，配置大批量的西洋大炮和火器，使军队向近代化转变；可以减轻"辽饷"的负担，缓和国内矛盾；可以减免蛮族入关烧杀抢掠，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安定…… 一旦与满清(后金)长久停战，明朝所面临的不利局势不仅完全可能出现转机，而且可以效法宋朝，坐等满清-这个游猎蛮族政权衰落之机，"兴师问罪"，收复辽东失地。 可是，面对大好的议和机会，崇祯帝却作出了毫无全局观念的愚蠢举动：对皇太极的来信几乎一概不答，主要由地方官员和对方通信，即使有所答，也是言辞倨傲，激怒了皇太极38。而且，对于议和之事，一概不予理会。反倒是袁崇焕擅自和皇太极谈判，并利用停战时机，大大加固了锦州和宁远的城防39，这，后来竟荒唐地成为袁崇焕通敌的罪证之一……与农民军能够谈和，则是母用置疑的。由于中国深厚的王朝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农民很难不是皇权主义者，其多般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受了蒙蔽，需要清除的是奸臣。造反的目的很实在，就是要称王封侯，如果能够封妻荫子，他们很少会继续走那条夺皇帝帝位江山的险恶之途的，他们自己也没这份底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