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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11.10?1885.9.3)，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清朝杰出的军事家、统帅。 1812年(嘉庆十七年)11月10日，左宗棠诞生在湖南湘阴县东乡左家煅(今金龙乡新光村)。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正急剧地走着下坡路。政治腐败，国防空虚，鸦片泛滥，财政拮据，人民反抗浪潮此伏彼起，清王朝的封建大厦正濒临崩溃。而这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正迅猛发展，被称为“海上霸主”的英国到处扩张殖民地；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也决心用武力开拓通向东方的道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这就是左宗棠所生活的时代特点。 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左观澜只是个县学廪生，靠教书养活全家，过着清苦的生活。父亲去世后，他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几乎全靠有限的“膏火”费维持生活。艰辛的经历使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有可能接触下层人民的苦痛，了解社会的弊端，改革时弊、“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及巩固边防的呼声在他心中激起了波澜。 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了。侵略者的炮火，震惊了左宗棠。1839年，当林则徐在广东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左宗棠正在安化陶澍家就馆，他勤奋地搜集、阅读唐、宋以来有关外国的官私记载。以后，英军又在东南沿海恣意骚扰，对于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左宗棠极为愤慨，他提出了“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左丈襄公全集》(光绪十六至十八年刻本，以下简称《左集》)，书牍，第1卷第11?12页)等具体抵御措施。但鸦片战争却以清统治者屈辱求和，签订“城下之盟”而告终，这是左宗棠所意料不及的。 在接受“经世致用”思想的过程中，当时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政治家陶澍(曾任两江总督)和湖南著名学者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对左宗棠影响较深。同时，林则徐、魏源所表观出的强烈民族自尊心、抵抗外侮的坚决性以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代精神，对左宗棠爱国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左宗棠与林则徐只有一面之缘，但他对林的思想和作风表示由衷的钦佩，时刻关心着林则徐的行踪。1849年底，林则徐从云贵总督任上告病还乡。翌年元月，曾在湘江舟中约见左宗棠，林“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胡文忠公遗集》(同治六年本)第55卷第22页) 1843年，左宗棠靠教书积蓄的“束修。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田70亩，“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鸦片战争后，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当左宗棠“买山而隐”的愿望尚未实现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风暴已狂飙突起，首义广西，挺进湖南，滚滚风雷震撼着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也危及左宗棠的切身利益。正是风云变幻的阶级较量中，他先后两次进入湖南巡抚幕府，决心为本阶级的命运和前途一搏。 1852年(咸丰二年)夏，太平军直抵长沙城下。当时，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已至常德，他派专人到湘阴招左宗棠出山相助。10月初，左宗棠随张亮基进入被太平军包围的省城长沙，张亮基“一以兵事任之”。11月底，太平军撤围北走，并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随后又顺流东下。清廷急以张亮基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亦随张亮基于1853年3月抵武昌。半年后，张调任山东巡抚，左辞归湘阴。 1853年夏，西征太平军溯江西上，围南昌，克九江，攻入湖北。1854年2月，第三次攻克汉口、汉阳，并继续西进，连下岳州(今湖南岳阳)、湘阴、靖港、宁乡。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一再邀请下，于4月第二次进入湘抚幕府，任聘6年之久。 在主持湘幕期间，左宗棠为曾国藩的湘军增造战船，接济粮饷，提供后勤保障。当时湖南税收混乱，民间负担很重，军饷难于保障。1857年，左宗棠建议规定军需、税收限额，减少漕粮征收额，结果收入反而增加。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在湖南创办厘金局，每年可得厘金百万两左右。这些措施，充实了湖南的饷源，为新建的湘军打了一剂强心针。左宗棠因“接济军饷功”，升为兵部郎中。 左宗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显露出的才干使他名噪一时，一些高级官员竞相举荐，引起了咸丰皇帝的注意。但天有不测风云，湖南官场内部满汉矛盾激化，左宗棠遭到疑忌。1859年，由革职总兵樊燮发难，向湖广总督和都察院诬控左宗棠，并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险些使他身败名裂。这件事对左宗棠打击很大，促使他于1860年1月搬出巡抚衙门，结束了幕客生活。 1860年夏，清廷根据曾国藩、胡林翼的荐举，起用左宗棠，给予四品卿衔，让他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曾国藩要他回湖南募勇，他以长沙为落脚点派人四出募兵，网罗人才。7月下旬，共建成四营(每营500人)，四总哨(每总哨320人)，别以精壮200人为亲兵。同时收集王鑫“老湘营”旧部1400人，加上火勇、长夫，总计5804人，号称“楚军”，9月下旬，左宗棠从长沙率楚军出湖南，取道江西开赴皖南。 其时，曾国藩的大营驻在皖南祁门，兼顾长江南北的军务。太平军则以武昌为进军目标，夹长江两岸西征，目的为了解安庆之围。曾国藩为了确保祁门大营的后路，急调左宗棠部由江西东进驰援。11月初，左军进抵赣东北的景德镇，12月，连占德兴，婺源(属安徽)。1861年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占领婺源，意图入赣，与左军形成对峙。4月下旬，两军在乐平激战。左宗棠命军士在城外挖筑掩壕，凭借工事抵抗，并引水塞堰，使其溢漫，以限制太平军骑兵的活动，然后乘风狂雨骤之际，分三路越壕出击，取得胜利，太平军损失约万余人。6月，左宗棠率部回守景德镇，并因功晋升为太常寺卿(正三品)。7月，左宗棠留军守景德镇，自率4000人东进，移驻皖南婺源，全军增至7000余人。 1861年9月，湘鄂军攻克安庆后，两江总督曾国藩决定实施远势包围，攻取金陵的方针，并奏请由左宗棠率部攻浙江。1861年底，清廷命左宗棠为“督办浙江军务”，翌年1月，左又任浙江巡抚。当时，浙江大部已被太平军席卷。在筹画入浙时，左宗棠坚持“慎于前敌，亦当慎于后顾”的方针。他先攻取遂安，然后力图保住清军在浙西的唯一重镇冲州(今衢县)，做为夺取全浙的基地。但左军进展相当缓慢。后来，蒋益澧率8000湘军开到浙江，加之李世贤又率一部太平军回援天京，战局才开始发生变化。 1863年(同治二年)春，左军攻下汤溪，龙游、兰溪，并占领金华府城和义乌、诸暨。同时，出动在衢州建立的内河水师，水陆并进，又陷桐庐。不久，清廷又授其为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这时，左宗棠直接指挥的兵力已有3万余人，但部署分散，军饷缺乏，加之瘟疫流行，因而在富阳与太平军相持5个多月，毫无进展。只是在由法国人组成的洋枪队(所谓“常捷军”)的帮助下，直到9月才占领富阳城。1864年4月1日，左军攻陷杭州。之后，左宗棠又遣军陷武康，与淮军合围湖州，至11月夺得浙江全省。清廷封其为一等伯爵。 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10月，太平军余部分四路由江西入闽。11月底，左离开杭州南下，其部近2万人亦分三路进入福建，加上协同作战的闽军、粤军共四五万人。1865年上半年，先后击败太平军汪海洋部和李世贤部，迫使太平军余部退至粤东北。10月，清廷命左宗棠入粤督师，节制粤、赣、闽三省各军，包围太平军于嘉应城(今梅县)。1866年2月，城内太平军部分突围，大部投降。长江以南太平军的斗争到此结束，左宗棠也因此被赏戴双眼花翎。 1866年春，左宗棠由广东回到福州。当时，清廷正考虑购雇轮船，左宗棠却主张“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当年夏天，他上疏清廷，阐明其加强海防的主张：“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以无也。”(《左集》，奏稿第18卷第2页)在“强权就是公理”的时代，落后必然挨打，左宗棠曾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左集》，奏稿第18卷第4页)向外国租赁和购买船舰虽可解燃眉之急，但把自己的海防计划附着于外国军火商身上，终非长远之策。因此，他建议创办自己的现代造船厂。 1866年8月，左宗棠亲至福州罗星塔，购买民田200多亩做为厂基，又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船槽、船厂等工程，并向国外订购机器、轮机、大铁船槽，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以培养自己的造船工程师和海军军官。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时，清政府却于9月底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去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突然的变化使处于草创阶段的船政局工程有夭折的危险，但左宗棠丧示决不半途而废，他向清廷保举原江西巡抚沈葆桢(福建侯官人)出任“总理船政大臣”，然后于1866年12月18日离福州去陕西。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福州册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于1868年1月18日正式开工，并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之一。 左宗棠“洋务”活动的第二项主要内容是创办“兰州机器制砚局”，发展民用工业。他在1866年6月25日的一份奏折中就指出，要以制造轮船为起点，“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饱，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左集》，奏稿第18卷第2页)任陕甘总督后，他决心把上述愿望付诸实践。1877年冬，兰州制造局委员赖长(该局创办于1871年，为兵工厂)用自制水轮机试制成“呢片”一段呈验，左看后大为赞赏，遂于第二年写信给在上海的?运局委员胡光墉，嘱其留意访购织呢机器。1879年10月，1880年5月，由德国织呢技师石德洛末采购的机器先后运抵兰州，9月16日，织呢局正式开工生产，成为我国第一个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纺织厂。 左宗棠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富强起来，而且力图把“洋务”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他的全部洋务活动都扎根在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上，他的洋务思想也不能跨越封建思想体系的雷池，因而他向往的“富国强兵”之路只能是封建制度旧垒中的盘陀道，这就决定了他的洋务活动只能是一幕历史悲剧。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全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烈火，除长江以北有捻军等与太平军相呼应外，黔、滇、川等省亦爆发了苗族、彝族、回族起义，60年代初，陕，甘两省回民的反清斗争，声势也颇为浩大。 1864年底，捻军领袖张宗禹、任化邦与太平军余部赖文光联合起来，按照太平军制度组成了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新捻军。1866年10月，新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市)分兵两路：赖文光、任化邦率一部在中原坚持斗争，称“东捻”，张宗禹、张禹爵进兵陕、甘，称“西捻”。 1864年11月25日，西捻军在华州(陕西华县)城东击败陕西巡抚刘蓉的湘军。 左宗棠在清廷催促下，于1867年1月底到达武昌，他接受朋友王柏心的建议，制订了进军西北的战略方针，即所谓“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左集》，书牍第9卷第8页，第14页)在战术上，针对捻军的骠悍骑兵，提出要“讲求阵法，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跟，而后讲击刺。”(《左集》，书牍第9卷第14页) 1867年1月，西捻军在坝桥的十里坡击溃清军，并包围了西安城。陕西的局面使左宗棠十分心焦，但由于东捻军已突入湖北，驰骋江汉，与西捻军互相声援，使他不敢贸然入陕。直到5月初，东捻军北入河南，左宗棠才实施他的三路入陕计划。 7月19日，左宗棠抵达潼关，酝酿了一个对付西捻军流动战术的作战方案。即卡住渡口，封锁渭河，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水以北，泾，洛两水以东，北山以南，黄河以西的狭长区域内，加以歼灭。八九月间，西捻军活动于泾水两岸。10月上旬，左宗棠亲赴泾西与各军统领会商，准备消灭西捻军于泾河西岸。但西捻军突然跳出包围圈，直趋陕北。12月中旬，又从宜川踏冰渡过黄河，东入山西。左宗棠只得亲率5000人入晋尾追。 西捻军东渡黄河后，直下豫北，渡漳河，经磁州(今河北磁县)北上定州(今定县)，进逼保定。1868年2月，进至易州(今易县)附近，前锋径抵卢沟桥。左宗棠急忙由山西赶到保定，并向清廷建议把集中在直隶的清军划分为“近防之军”、“且防且剿之军”和“进剿之军”。3月，西捻军渡漳河入河南，左宗棠尾追不舍。其时，清廷命李鸿章总统各军，派左宗棠专防直隶和运河。5月，左军渡过运河，驻扎吴桥，以后又移驻连镇。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圈制”之策，将西捻军围困在减河以南，运河以东、黄河以北方园六七百里的区域内。西捻军因突围不成，于8月中旬最后完全失败。清廷命左宗棠带所部回陕，镇压陕、甘回军。 陕西回民起义爆发于1862年春，随之甘肃回民亦起而响应(参见甘肃回民起义)，控制了甘肃大部分地区：马彦龙、马占鳌占领河州(今甘肃临夏)、狄道州(今临洮)一带，马化龙占领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马文禄占领肃州(今酒泉)，马桂源占领西宁(今青海西宁)。 左宗棠于1868年11月26日回到西安，召集各路将领会议，重新部署兵马。他派刘松山率“老湘军”从山西渡黄河，由绥德西行，进攻回军的盟友??董福样领导的陕北饥民武装。结果，董福祥等投降，刘松山从中挑选精壮编为“董字三营”。1869年4月，清军分三路进攻，占领了陇东肖金镇，董志原等陕西回军的重要据点。接着，便进攻甘肃的回军。 在甘肃四大支回军中，以马化龙实力最强。马化龙以金积堡为根据地，控制灵州及附近各州县，自称“统理宁郡、两河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左宗棠认为“西事关纽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左集》，书牍第11卷第33页)6月，他分兵三路大举进攻金积堡：北路以刘松山部进定边、花马池，逼近灵州，中路为主攻方向，以魏光焘，周绍濂、刘端冕各军直指庆阳，环县，南路派吴士迈诸军由陇州(今陇县)，宝鸡趋秦州(今天水)。7月初，左宗棠自邻州，长武进驻泾州城(今甘肃泾川)。 1869年秋，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中路清军亦由固原，平凉北进，11月中旬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参见金积堡之战)。回民军以秦、汉二渠为依托进行顽强抵抗，于1870年2月中旬，一举夺回险要的峡口(黄河青铜峡口)，使清军伤亡惨重。同时，还在马五寨的保卫战中击毙“老湘军"统领刘松山。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回军，一面以刘松山之侄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8月下旬，中路清军夺取了峡口，接着，刘锦棠部攻下东关。1871年1月6日，马化龙父子因粮尽援绝，向清军投降，刘锦棠按左宗棠的预谋，以搜获匿藏洋枪为口实，把马化龙父子及兄弟子侄、精悍部众1800余人全部杀害。 金积堡之役结束后，左宗棠于1871年8月，调集各军向河州发动总攻，他自己亦从平凉西移至静宁，安定(今定西县)。10月至11月，清军渡过洮河，并攻破河州第一道门户--三甲集。1872年1月，清军直逼回军重要据点太子寺(今广河县)，结果损兵折将，全线溃退。但河州回军领袖马占鳌见自己伤亡也很大，清军又不断增援，遂主动向左宗棠投降，交出骡马4000匹，枪矛1.4万余件。 1872年8月，左宗棠移驻甘肃省城兰州，并调刘锦棠部老湘军进攻西宁。西宁回军领袖马桂源、马本源与逃到西宁地区的陕西回军白彦虎等联合起来，共抗清军。从9月中旬至11月中旬，双方接战50余次，直至11月19日，清军才进抵西宁。1873年2月，清军攻破了向阳堡，并进入大通县城(今大通县西北)。3月，马桂源兄弟在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被俘。 左宗棠本想在西宁之役后告病还乡，但此时传来沙俄入侵新疆伊犁的消息，他即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左集》，书牍第11卷第48页)面对这一形势，清政府命左宗棠派兵驻防肃州(今酒泉)。左命徐占彪部川军12营从靖远出发西进，于1872年1月抵高台。占据嘉峪关和肃州城的回军领袖马文禄再次举起反清旗帜，据城为守。围攻肃州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多，劳师无功。1878年9月，左宗棠离开兰州，亲往督师。10月30日，刘锦棠又率湘军赶至。11月初，马文禄至左宗棠大营投降，左宗棠下令将马文禄等9名回军首领杀害。清军还入城屠杀了许多赤手空拳的回民，“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左宗棠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当左宗棠在陕甘镇压回民起义时，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频频告急，大片领土沦丧，形势十分险恶。 1864年，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相继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并迅速扩展到天山南北。在起义过程中，一些上层分子窃取了领导权，分别建立起封建割据政权，彼此争城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斗争的方向。 新疆的混乱局面为外敌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1865年1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虚入侵我国南疆，建立了名为“哲得沙尔(意为七城)汗国”的反动政权。1870年秋，阿古柏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北疆。野蛮的入侵者在占领区无恶不作，使新疆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此。1871年5月，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在阿古柏集团把魔爪伸到北疆时，竟悍然派兵入侵伊犁地区，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那么，要不要出兵收复新疆?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时举棋不定。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放弃”论者打着加强“海防”的旗号，公开提出停兵撤饷，暂罢西征，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李文忠公全书》(光绪31?34年于U)，奏稿第24卷，第19页)对此，左宗棠据理力争，一方面他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一面又陈明利害，认为若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左集》，奏稿第46卷第36页)清廷终于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3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使沦陷多年的新疆重妇版图，困难之多是显而易见的。但左宗棠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途，“朔雪炎风，何容措意”(《左集》，书牍第15卷第22页)，“风尘浩荡，马首欲西，生出玉关，亦是幸事，”(《左集》，书牍第77-78页)，悲壮豪迈之情滥于言表。 左宗棠首先要解决的是每年短缺达数百万两的军饷难题。经左一再催促，清政府决定从户部海关税中拨出200万两，并严令各省，关在3个月内解齐军费300万两，又准许左宗棠自筹外债500万两，这一难题才算解决。 出关作战，筹粮和运输是又一难题。为此，左宗棠把筹粮和筹运输看成是“西北用兵要着”，一面分南北两路加紧采买，一面指示“嵩武军”统领张曜在哈密办好军屯和民屯。他还因地制宜，车载、驮运兼顾，官运、民运并举，组织了一条有效的运输线，终于赶在战斗打响之前在安西、哈密、古城、巴里坤等前沿地区集中了2480万斤军粮，并妥善安排了军火、军装及其他军需物质的供应。 左宗棠还重视裁减冗兵，训练部队，充实装备，并结合实际情况制订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基本战略和“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左集》，书牍第15卷第49页)的作战原则，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1876年(光绪二年)4月7月，左宗棠由兰州抵达肃州(参见清收复新疆的战争)。同月，湘军总统刘锦棠在与左宗棠“熟商进兵机宜”后，率主力马步25营(约11000人)分4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进发。紧接着，左宗棠又调川军徐占彪部5营出关，驻扎巴里坤，以固后路。其时。张曜、金顺各军已在关外。8月11日，清军袭占战略要地黄田，17日克复敌人在北疆的重要据点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县)，然后乘胜前进，收复乌鲁本齐。11月11日，金顺军在刘锦棠部协助下，攻克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疆之役。 清军收复北疆之后，阿古柏凭借天山关隘负隅顽抗，妄图继续盘踞南疆。左宗棠对当时的军事形势作了正确分析，他预计“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左集》，书犊第17卷第31页)于是他命张曜、徐占彪丙军分别从啥密、巴里坤西进，直捣吐鲁番。刘锦棠一军则由乌鲁木齐南下，直取达坂城，两处克复后，再合取托克逊。并通饬全军加强军纪：“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清史稿?左宗棠传》)1877年4月，刘锦棠率大军南下，一举攻克达坂城，全歼守敌约4000人，并直下托克逊，徐占彪、孙金彪(张罗部)两军亦连破诸城隘，会同刘锦棠部将罗长枯三面会攻，收复吐鲁番。这一战役后，阿古柏集团内部乱作一团，阿古柏本人在一次斗殴中为部下所杀(一说服毒自杀)。 为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清军在略加休整补充后，于8月底发起了秋冬攻势。刘锦棠挥军疾进，连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12月17日，进克喀什噶尔，再取叶尔羌、英吉沙尔，最后于1878年1月2日收复和田。阿古柏残部窜出边境，置身于沙俄卵翼之下。由于收复新疆的胜利，左宗棠被封为二等侯。 南疆回归祖国后，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仍为沙俄霸占的伊犁。1879年10月，清政府派往俄国谈判的使臣崇厚屈服于压力和讹诈，竟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左宗棠极为愤慨，自请出屯哈密。规复伊犁。清廷碍于全国舆论，直布将崇厚治罪，并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淡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打仗准备。 沙俄见清政府拒绝批准它一手炮制的“条约”，就一面施加外交压力，一面进行军事讹诈。在同中国毗连的地区集中了几万俄军，仅在伊犁地区俄军即增至1.2万人，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了一支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1880年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以金顺一军扼精河，防俄军东犯；命张曜率所部5000人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前进(为主攻方向)；刘锦棠部万余人则出乌什，从西面配合。5月底，左宗棠冒着炎热“舆榇发肃州”(《清史稿?左宗棠传》)，6月15日，抵达哈密，积极部署军事。但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寄希望于谈判，为避免冲突，又用“以备朝廷顾问”的借口，急调左宗棠回京。左宗棠在哈密接到调令，壮志未酬，十分苦闷。1881年2月，几乎在左宗棠到达北市的同时，《中俄伊犁条约》在彼得堡签字。该条约虽然争回了部分权益，但仍是个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 左宗棠到北京后，以东阁大学士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但他的性格、脾气颇为同僚所不容，自己也颇以繁琐刻板的枢臣生活为苦，因此任职京师不足9个月，就于1881年10月外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当时，法国殖民者已占领了越南南部，又进而把魔爪伸向北越，企图以此为跳板，入侵我国西南地区。祖国南部边疆正笼罩着乌云。 1883年3月，法军入侵北越南定，战争逐步扩大(参见中法战争)。左宗棠对法国殖民者的行动保持着高度警惕，一方面他亲自巡视沿江炮台，校阅守军，全力部署长江防务，另一方面，他上书清政府，强调指出，“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左集》，奏稿第60卷第38页)他认为妥协退让决不能求得和平与安宁，对迷信武力的侵略者，只有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似非示武不足以杜彼蚕食之谋，而纾吾剥肤之急。”(《左集》，书牍第26卷第46页) 1883年6月19日，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河内附近的纸桥大败侵略者，击毙法军头目李威利(参见纸桥之战)。消息传来，左宗棠十分振奋，写信给云贵总督岑毓英说：“此战之力，足寒贼胆而快人心，果能再接再厉，则法人凶锋频挫，何能越红河而上窥滇、粤边境乎?”(《左集》，书牍第26卷第35页)为了支援黑旗军，他命令从南京军火库调拨水雷，火箭等军械火速送往前线。 1884年夏，左宗棠应召入京，再值军机。8月23日，法国舰队突然袭击停泊在福州马尾的中囤军舰(参见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和造船厂毁于一旦，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73岁高龄的左宗棠心急如焚，坚决要求统兵出征。9月初，清廷始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受命之后，于10月中旬赶到江宁(今南京)，调旧部5000人从征。12月14日，进驻掘州。他一到前线，就亲赴闽江口的长门、金牌。视察炮台，布置防守，组织渔团，安定人心。同时，在没有轮船运输，没有海军护送的困难条件下，派亲军3营乘坐渔船东渡援台。 1885年3月底，冯子材、王德榜等在镇南关大败法军(参见镇南关之战)，黑旗军亦取得临洮大捷，形势对中国非常有利。但是，颟顸怯懦的清政府置前线的军事胜利于不顾，竟与法国签订了届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款》。对此，左宗棠的心情同整个社会舆论一样充满悲愤，不能自己。这年9月5日，遂病死福州。在临终时口授的遗折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未酬壮志，“惟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暝日。”(《左义襄公实录》，第8页)这铿锵悲壮的遗言，可以说是左宗棠爱国思想的一个总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