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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40年，也即距今870周年前的初夏时节，辛弃疾诞生于名城济南。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自号稼轩居士，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现存600余首。其间充溢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辛弃疾在文学上与苏东坡齐名，史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他曾进奏《美芹十论》及《九议》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 前人对辛弃疾的文学成就论述充分，本文则多从军政角度观察辛弃疾的成就。可称“第三只眼看辛弃疾”。 少年英豪 初显身手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这首简明而意绪无穷的词作，起笔突兀，中间一挫再挫，负手微吟一过，难免使人渗透满腔磅礴之激愤，仿佛夜潮轰然拍击，心绪难平，直至栏杆拍遍，泪眼婆娑。“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今人所熟知的文学家辛弃疾，若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罕见的幕僚专才。即使和近现代的老毛奇、小毛奇置于一处，事功或因时势而逊之，兵略则有以相颉颃。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少年时生活在金人占领区，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聚集两千能战之士，投到地方军事首领耿京的部队，他也做了耿京的高级幕僚，即掌书记一职。他在耿京部队所任记室一职，即是标准的幕僚。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记室也即是参军的一种。如咨议参军、录事参军、诸曹参军一样，他是记室参军，襄赞军务，位任颇重。 据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战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转引，“记室之职，凡掌文墨章表启奏，吊贺之礼则题署也。”或者，记室主书仪，表章杂记等等，由其负责完成。南北朝的时候，记室参军起草檄文，驰告远近。 至于记室参谋的要求，“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宜须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 辛弃疾可谓标准当行的记室参军。若在民国时代，则非陈布雷、饶汉祥莫属。 当时他就向耿京建议部队须向南方作战略转进。那时部队中也有一个擅长兵略的僧人义端，此公谈兵不倦，和辛弃疾是好友。他俩论述战略取长补短，一时形影不离。不料此公心怀异志，一日盗取军印逃逸。耿京以为二人既系密友，事乃弃疾唆使，欲对弃疾不利。弃疾请以三日为期，判断义端必投金人，乃急追缉，斩其首来归，耿京遂刮目相看。后来部队转移的时候，弃疾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他在返回报命的半路上得知耿京被叛逆张安国杀害，立即率领五十余人的精兵小分队，长驱折返山东，实施一场精彩的奇袭。是日月黑风高，弃疾从海州直向济州扑去，在五万敌军阵营中，将张安国绑回南宋斩首。当时金人正在狂吃滥饮，弃疾捉到张安国后还乘势对军营外的士兵做了简捷的策反演说，然后纵马而去。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军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签判。弃疾时年二十三。”(《宋史·辛弃疾传》) 战略论文 眼光卓著 他后来到了南宋所写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和《九议》见微知著，灼见古今。 “十论”中如审事、察情、自治、致勇、屯田、防微等篇章，指出和战之间充满偶然，种种超出常情的地方，其认识深入骨髓，就像后来的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艺术，但它绝不是常规艺术。辛弃疾说“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狞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之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 他的《九议》中更论述了处于劣势和危机当中的反攻之道，以及破解危局的战略战术。冰雪聪明，智数超群，真切可用。可惜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将之忽而解职，忽而启用，拖踏多年后再想利用他扳回大局，他已垂老病笃，令人扼腕叹息。 朱熹由衷钦佩，赞叹辛弃疾颇谙晓兵事，并在著作中引用了他诸多论兵的段落。另外程泌有一篇两千字的给朝廷的奏对，通篇引述论证辛弃疾的用兵思想。其中说道，中国之兵不战自渎是从李显忠开始的，百年以来好几代人了没有人去纠正它，而辛弃疾认为，应以正规军驻扎长江边上，以壮国威，如果要主动北伐，则必须征集边疆土人加以精强训练，因为边区地方的人从小骑马射剑，长大后或驰骋或攀援，体力非内地人可比。至于当时江南一带水田里做工的农民，好像对战斗的场面非常惧怕，很难训练为进攻的先头部队。边疆的壮兵招来以后，要单独分成多个小团体专门训练，不要和官军混杂在一起，一旦混杂其战斗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军习性，一有警报就彼此相推，一有一点小功劳大家都去争抢。 部队构成，雷海宗先生以为，欲振兴武德，必实行征兵制，征召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方可使中国臻于自主之境(参见《中国的兵》)。 此说自然是不错，但兵要自立，须赖国家政体上轨道，使国民为公民，有其权利保障制度，这时的兵源，应无谓良民、刁民，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问题看似解决，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岂非社会之祸？ 这个问题，笔者较服膺吕思勉先生的论断，他说，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性质。只有在营伍之中，约束森严，或可行之。 他们性行虽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之(参见《中国文化史·兵制》)。 此说实有灼见，近年美国电影，表现越战，及非洲平乱，多有叙写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骜不驯者，搏命突击，其锋锐不可当。此类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证吕先生观点之明睿。 自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统率此类人物，必待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将领，能从心理上使之征服，此事又属可遇不可求。 辛弃疾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军中帅才。 辛弃疾在此指出了中国部队的致命弱点，显然他力主编练特种部队，他从根本上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构成，其着眼点在成份纯洁决定其战斗力。辛弃疾也极为重视谍报和情报的意义，他又对写奏对的程先生说，情报间谍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和国家的安危都与它有关。他拿出一块锦缎方巾给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敌人的兵马数量、驻扎的地方，还有大小将帅姓名，这些情报的来源费了四千贯钱。他自己解释说，派遣间谍必须有参考和旁证，即不能是孤例，这样的情报才可能真确而非欺诈，显然他考虑周详，注重情报的质量，讲究单线、复线的真实性。 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勉强出师和金人作战，结果是一败不可收拾。这位程先生说，在大战的两年多前，辛弃疾就贡献了他种种战略战术，可是没有真正加以运用，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时招兵买马也毫无策略可言，正规军和民兵混杂不分，结果在败退中还互相砍杀。另外负责警备点燃狼烟的士兵，一听到警报丢下工具就跑，导致部队仓皇迎战。 辛弃疾所担心而要从根底上改变的军事颓势，其实到了近现代，还有一次触目惊心的重演。那是刘文辉的军参谋长巴人先生所回忆，时在1934年，西康又发生一次内战，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刘文辉发起进攻。主战场是在甘孜一带。“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战术，他们起初的来势很凶，一开始就用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骑兵，继续不断地向余如海旅长所部进攻，余旅仅有四千之众，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加以受到奇寒气候的影响，以徒步之师，迎击顽强的土人骑兵，只有招架，无法还手。”(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随后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带，增援赶到，才算稳住了阵脚。赶紧改变战略，对土人骑兵因采取夜间火攻的方法，对方于损折之下，骑兵面对火攻，已不能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