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宝海 马可波罗所见杭州的街道与河道。 欧洲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著作《寰宇记》（见附记）中留下了关于元代中国的大量详细记载。身为客居异乡的外来人士，马可波罗注意并记录下许多被习以为常的中国人所漠视的风土人情、民俗礼仪、社会生活、政治现象，等等。其中的某些细节甚至连后来的研究者们也未予以特别的重视。现在看来，这些记载已成为我们认识元代中国的宝贵资料。反之，如果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他决不可能知晓或记下那么多细致入微的内容。我们在下文中以元朝政府毁禁城墙为例做进一步地说明。 马可波罗在讲述元世祖忽必烈平息乃颜之乱时提到元朝军队的驻防情况。他说：你应知道，在所有契丹省、蛮子省和其它所有大汗领地内，有很多不可信赖、不忠实的人，一有可能他们就犯上作乱。因此很有必要在城多民众的各省驻扎军队。戍兵屯驻在距城四、五哩的地方。这些城市不许建置城门和城墙，这样，军队就可以不受阻挡地随意进入城市。大汗命令这些戍军每两年一换防，指挥军队的将领们也是如此。通过这种控制，臣民保持平静，不能迁移或有任何变故。 在这段记载中，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为了削弱被征服地区的抵抗，元朝曾下令拆毁各地的城墙。情况果真如此吗？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查检《元史》、元代地方志、元人文集以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发现了很多相关记载，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战争结束后，确曾下令拆毁南方城市的城墙，拆毁之后严禁重修。元朝政府企图以此来削弱新征服地区城市的防御能力。被征服地区一有反抗，蒙古镇戍军就可以迅速冲进城中进行镇压。第二，到了元代末年，由于义军揭竿而起，四处攻掠，各地形势危急。由于没有城墙，这些城市很难抵御反抗军的进攻。随着攻守形势的转化，元政府不得不下令重建城墙。于是，我们看到元代后期各地又纷纷补建城墙。这两方面的事实表明，元代前期的很多城市确实没有城墙。这和马可波罗所记完全吻合。 拆毁城墙以防叛变 元代方志中提到元朝政府下令拆毁各地的城墙。在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载：「元混一海宇，凡诸郡之有城郭皆撤而去之，以示天下为公之义。」元人张铉修纂《至正金陵新志》卷十〈兵防志〉也说： 天兵下襄樊，沿江诸城或降或遁，不数月而社为墟。曩之治险蓄兵，其胜安在？今天下一统，城郭沟池悉废为耕艺，而中土之兵分翼镇守。 毁墙政策的大规模实施是在元朝征服南宋之后。 我们先看《元史》。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九月丁未，元朝刚刚攻占南宋不久，元世祖忽必烈就「命有司隳沿淮城垒」。同年十一月，拆城的范围向南扩展，元世祖下令「隳襄汉、荆湖诸城」。这样，拆毁城墙的工作一直持续下去。到第二年即至元十四年二月，下令「隳吉、抚二州城」。十五年三月「命塔海毁夔州城壁」；八月「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 据元代的一条重要法令推测，江淮一带城墙的拆除工作到至元十五年的十月就已经基本结束。《元典章》中收有题为「修城子无体例」的一则法律条文：至元十五年十月，江西行省准枢密院咨：奉中书省札付：江州路申：目今草寇生发，合无于江淮一带城池西至峡州，东至扬州二十二处，聊复修理。斟酌缓急，差调军马守御。似为官民两便。承此，移准上都枢密院咨：八月十二日本院官与阿朮丞相一同闻奏过，奉圣旨：「修城子里，无体例。」钦此。 这条法令说明很多江淮之间的城市因没有城墙或城墙残破而无法抵御民变。为了加强防御，地方官员提出重新修复城墙。由此可见此时江淮一带的城墙基本已经拆毁。据《元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元朝在完成统一战争之后，立即采取措施削弱被征服地区的防御能力。先后有计画地拆毁淮河流域、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的城墙。只有少数城市因为各种特殊原因而获免，如江西的隆兴城由于「滨西江」，基于防洪的需要，城墙得以「姑存之」。 元朝拆毁城墙向南经江浙、福建，一直远达广东南部。元代方志中有不少相关资料。元人卢镇续修《琴川志》卷一〈县城〉：「《前志》（笔者按，此处指宋志）云县城周回二百四十步，高一丈，厚四尺。今不存。」 元代佚名之士纂修《无锡志》卷一〈城关〉：「《南徐记》所载即今之州城。按今州城虽废，迹尤可见。」 元人单庆修、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三〈城社〉：「（嘉兴路城）圣朝至元十三年罗城平，子城见存。……圣朝至元十三年后门楼亦闲废。」 元人王元恭修，王厚孙、徐亮纂《至正四明续志》卷三〈城邑〉：「国朝混一区宇，无恃偏壕支垒之险固，郡城之废，垂六十有余载。民居侵蚀，夷为坦途，至元五年省命取勘，起科官租。旧子城直南中阙，今建明远楼于其上，余并废。虽有州东、西二门之名，实为通衢矣。」 元代陈大震纂修《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有州郡则有城池，所以捍御外侮也。……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以后因之，不复修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