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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教会的使者柏朗嘉宾等方济各会教士带着教皇的书信去见蒙古人。他们一直到达蒙古首都哈剌和林，参加了窝阔台之后的大汗元定宗贵由的即位大典。欧洲教皇给蒙古大汗的信中，指责蒙古人滥杀无辜，要求蒙古人受洗成为基督徒，同时还试图与蒙古人建立一个政治联盟。元定宗贵由给教皇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在来信中称，我等应该领洗，成为基督教徒，我们对此仅给以简单之回答：我们不解，为何我们必须如此。……你们认为，只有你们西方人是基督教徒，并且蔑视他人。但是，你们怎样知道天主究竟将加恩于谁人乎？……倘若你们渴望和平，希望把你们之幸福托付给我们，你教皇应该立即亲率诸基督教显贵前来朝见，缔结和平，仅在此时我们才能知道，你们确实渴望与吾人讲和。” 在此阶段前后，欧洲教会向蒙古派出的使团不止一个，另一个由多明我会教士阿思凌率领的使团也到达了蒙古。蒙古大汗也派出使者前往欧洲，给教皇带去信件，其中一封写道：“在上苍的法律中，拉丁派、希腊派、阿美尼亚派、聂斯托利派、雅各派以及所有向十字架祈祷的人之间不存在差别。他们在我们这里协和一致。我们希望大王不要把他们分开，而要对所有基督教徒普施慈悲”。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封回信是假造的，此说证据不足。这封信很可能是元定宗贵由去世后的摄政者起草的。通过这封回信，人们相信，在蒙古人那里，确实有基督教徒。 有历史学家认为，蒙古第三任大汗元定宗贵由就是基督徒。不过，在蒙古的基督徒，都是当初被欧洲视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这一教派对欧洲教皇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既希望被欧洲正统教会接受，又害怕再次遭遇镇压。因此，在此前后，位于中国的聂斯托利派基督徒一方面给欧洲教皇送去了“信仰表白信”，另一方面，也借蒙古之口，要求实现“宗教自由”。当时在蒙古大汗的身边，确实有一些聂斯托利派基督徒成为高官。 然而，欧洲教会与蒙古大汗的正式直接接触效果有限。1248年，蒙古第三任大汗元定宗贵由归天，蒙古汗位争夺又起。1249年，欧洲立即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我们看到，教皇指责蒙古人滥杀无辜，但是，他们自己的十字军也在杀人。正因为如此，蒙古大汗对于教皇的指责嗤之以鼻，教皇的使者不得不降低标准，改口要求蒙古大汗不要杀基督徒。言下之意，非基督徒尽管杀。 贪婪和征服欲，让“十字军”一次次的向东方侵略，给中东和西亚各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此后，经过元宪宗蒙哥汗，到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任汗位，他更加关注中国本土。1270年，欧洲发动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也是最后一次十字军行动，从第一次算起，前后将近200年。在教皇向蒙古派出使者30年后，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成就了东西方交流一个重大成果。历史学家指出，欧洲教皇与蒙古的直接接触，还有一个政治意图，他们希望与蒙古联手，共同对付伊斯兰教。但是，东方的帝王们，比欧洲的教皇、国王更加喜欢“宗教自由”。进入14世纪，位于中亚的蒙古诸侯纷纷接受伊斯兰教，欧洲教皇企图联合蒙古基督徒共同对付伊斯兰教的计划彻底泡汤。 人们往往会探讨一个历史话题：在欧洲教会的统治下，为何会发生文艺复兴运动？欧洲十字军东征结束后不久，14世纪，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出现。我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文艺复兴并不是欧洲内部自身变化的结果，而是世界交流互动的结果。十字军东征开始还有一点“圣战”的意思，越到后来，越成为争夺财富的战争。东方的财富成为贫穷的欧洲垂涎的对象，这种财富改变了欧洲人对于基督教坚守贫穷、反对享受的看法。因此，文艺复兴最初的源头就在欧洲最富裕的意大利城市出现。其次，文艺复兴的内容来自古希腊、古罗马，这些历史文献，在以希腊语为正宗的东罗马帝国那里，长期保存。十字军东征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占领，让这些无知的十字军战士接触到了古希腊的古代文献。第三，伊斯兰教在学会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后，翻译了大量古希腊文献，从反面刺激了欧洲教会统治下的欧洲人。 因此，十字军东征最终的结果是。愚昧的欧洲教会统治被自己的敌人在文化上打败。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就是文化的交流。其中，蒙古人也起到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柏朗嘉宾等人到达蒙古，只是北方的大漠草原，那时候中国最富裕的南方，还是南宋统治，柏朗嘉宾无法到达，因此，他还不知道中国真正的文化和富裕。后来的马可波罗到达了中国的长江流域，他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与杭州相比，欧洲当时最富裕的威尼斯，只能算是一个村子。1299年，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书出版，成为欧洲中世纪最著名的畅销书，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广为传播。近200年后，哥伦布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留下了300多条读书笔记，然后开始了他到富裕中国去发财的海洋航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