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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亡国即靖康之变，已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却始终令人难忘。“靖康耻，犹未雪……”，岳飞的《满江红》，但凡中国人，人人能朗诵，个个会歌唱。所谓北宋亡国，虽非国家沦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这一历史事变实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深重历史灾难。金朝攻灭北宋，造成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难怪从当时到现在，人们不断地议论着北宋亡国的缘由，提出了各种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拟对这些议论稍加评论，并略抒己见。 一、唱着“新”调子亡国 北宋何以亡国？近数十年来，人们往往如此回答：唱着老调子亡国。而其依据则是鲁迅先生在其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的一段议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干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1）北宋统治集团果真因废止王安石新法而亡国吗？如果唱新调子即唱改革的调子、挂变法的牌子，北宋王朝即可国运昌隆吗？此说大有商讨的余地。 对于北宋亡国的缘由，议论最多的无疑是心存亡国以之痛的宋朝人。他们的看法各式各样，大多与鲁迅不同，乃至相反。当时人的议论虽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类是编造荒诞邪说。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由于宋真宗的陵墓风水不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担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不听阴阳生徐仁旺之言，将真宗的陵墓确定在牛头山后之地。徐仁旺当时曾上表陈述“山后”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末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后来不出所料，金军攻破开封果然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而丁末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则“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2）又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因为徽宗改元宣和，所谓“宣”即“一家有二日”（3），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气数已尽，“上天”早有预示。据说宣和末年在开封上清宫瑶仙殿出现字迹数行：“家内水蛀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塞漠，亘木又摧倾。”（4）这便是“上天”的预示之一。对此，人们起初困惑不解，北宋灭亡后，才如此解释：“家内木”即宋，“吉人”、“亘木”分别是“佶”、“桓”，即徽宗、钦宗的名字，而所谓“火”则是有“炎宋‘之称的赵宋王朝的所谓“德运”。诸如此类的荒诞邪说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会。 另一类是追究个人责任。首当其冲的固然是徽宗宠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将亡而未亡之时，太学生陈东便将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李彦痛斥为“六贼”，认为他们是导致祸乱的罪魁。其实，徽宗作为六贼的总后台，其罪责不在六贼之下。陈东受历史所局限，只骂贪官，不骂皇帝，完全可以理解。此论一出，立即广为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号称深得二程真传的著名理学家杨时又追根溯源，进而将罪责归结于王安石。他说：“蔡京以给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5）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名臣的赵鼎也说；“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6）高宗接过此说，大肆渲染：“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7）某些大臣即刻随声附和。于是，此说在整个南宋时期乃至元明清时代几乎视同定论。明朝人商辂等人所编《续通鉴纲目》卷九甚至认为；“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杨时首倡此说，或许是由于其学术见解与王安石相左，因而偏见很深。高宗予以鼓吹，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杨时等人的看法与鲁迅截然相反。人们不免要问：究竟谁是谁非？其实，鲁迅、杨时各走极端，两种说法都不确切。徽宗、蔡京挂的牌子与神宗、王安石虽然相同，但就施政方针而言，既有相似的一面，更有不同乃至相反的一面。鲁迅与杨时各自片面地强调了一面，而又都忽视了另一面。 如今人们普遍将神宗、王安石誉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徽宗时期正是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徽宗以神宗的绍述者自居。他宣称：“朕欲上述父兄之政。”（8）并将创行新法的乃父神宗的谥号由16字增加为20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将重用新党的乃兄哲宗的谥号由6字增加为16字即“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一望而知，这堆美好的字眼诸如“立宪”、“继道”之类，虽属表面文章，但毕竟是对新法的高度肯定与颂扬。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9）在他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王※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废除旧法，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对立的司马光等120人被指斥为“元※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先在都城开封、后在全国各地树立。凡名列此碑者，已死者迫贬官职，尚存者或流放或贬官，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无须—一罗列，这些历史事实已经足以证明，蔡京等“六贼”与作为王安石及其新党对立面的旧党势不两立。 当时也有个别人这样说：蔡“京名为遵用照丰之典，回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10）这话虽然颇有道理，但“未有一事”云云则言过其实。应当承认，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实多少有些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11），与司马光的主张正好相反。又如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旧党一向牵就，而新党的态度则相当强硬。蔡京以新党自居，继承强硬政策，他在徽宗时期多次发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至于方田均税等熙丰新法，或废而复行，或继续推行。很清楚，徽宗、蔡京不是神宗、王安石所创行的照丰新法的反对者，而是新法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他们口头上唱的不是老调子，而是“新”调子。鲁迅虽然学识渊博，但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应当将其片言只语视为不可更改的信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