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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的名言，千百年来被广大儒家弟子奉为圭皋，可予以实践的凤毛麟角；“大丈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亦孟子的名言，历代士人将它视为理想的人格境界，可真正做到的也如过江之鲫。物以稀为贵，但少不表示没有，难得也非不可得。前文所述的英雄们便以自己的行动为孟子名言注入了活的灵魂。朝廷投降了，他们便拥立新帝，组建行朝；他们对已降太后的招降诏书置之不理，对已降皇帝的劝降无动于衷；明知投降不仅免死，而且高官厚禄，他们还是选择忠诚与坚持，即使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他们特立独行、光彩照人，是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的与众不同呢？其一，宋、元之间的战争不是普通的朝代交替，而是征服与反征服、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对异族侵略者的仇恨、对异质文明的排斥，容易激发出“血战到底”的反抗意识，以及“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民族尊严。其二，南宋中后期，理学兴盛，教育发达，学术氛围宽松，允许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士人们从小深明大义，弘信笃志，明辨是非，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什么叫有所不为。其三，在宋朝的行政制度中，朝廷起草的诏书，皇帝、太后盖上玺印，要丞相、六部官员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南宋朝廷降元的诏书缺少丞相及部分官员的署名，不合宋朝祖制，陈宜中、张世杰组建新朝，李庭芝、张钰、文天祥拒绝投降有据可依。 死亡有多可怕，没有直面过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已是俎上鱼肉，却被诱以锦绣前程，这样的诱惑有多大，我们更加难以体会。宋末的英雄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有“鼎镬甘如怡，求之不可得”的从容，面临巨大的诱惑，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抉择。可以想见，在他们的心中，一定有比政权与世俗更高的价值标准，有比生命与利益更崇高的人生追求。他们的坚持来自对山川故土、亲友宗族炽热的爱恋，对本民族信仰、文化、血统深切的认同。面对异族的屠刀，有人识时务，选择背叛、选择生存、选择荣华富贵，也有人为民族之繁衍生息，文化之继往开来，以及做为一个人起码的自由与尊严抗争到底。而只有那些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守死善道，百折不挠的仁人志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当宋之末，元之兴，四海动荡，神州各地风起云涌，英雄辈出。许多和平年代怀才不遇、茕茕孑立的士人，报国无门、郁郁寡欢的武人，沉沦世俗、默默无闻的凡人，在纷纭的乱世中粉墨登场，或以忠义、或以气节、或以行事、或以文章，尽情展示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让自己的名字常留史册，成为后辈心中永远的英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青葱，雪落然后觉梅花之芬芳，雨过然后见彩虹之绚丽。不经历腥风血雨，沧海桑田，又岂能真正认清人性的美和恶。小人攻于心计，擅长作伪，巧于迎合，柔美的言词、温顺的举止、圆滑的处事中布满了陷阱，总在算计，总在钻营，利之所在，不怕背信弃义，隍论礼义廉耻！君子光风霁月，诚正无邪，刚毅木讷，笨拙的言词、随意的举止、自然的处事中充实着真诚，不愿算计，不屑钻营，义之所在，情愿舍己为人，何惧烈火焚身！可惜，世人并不晓得实质性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识人目光短浅，做事急功近利。虚伪做作，巧言令色的小人往往比真诚无私、直言不讳的君子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真、善、美被假、恶、丑掩盖、混淆甚至取代，长期以假乱真，假的反而成了真，长期以恶为善，恶的也就成了善，于是，国之公器，逐渐落在小人手中，人民道德每况愈下，社会风气一蹶不振，直至万劫不复。蒙古入侵是中华的劫难，但对于那些生在混沌不清，是非颠倒的“和平年代”里，壮志难酬、悒郁不平的君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遇，只有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下，真诚、勇气、道义这些本真的东西才能放射光芒，让一切的懦弱、虚伪、卑鄙无所遁形！唉，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无奈，永远会在兴亡交替时重复着类似的故事“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