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宋朝在中国历史中，总是不免与“耻”和“恨”之类的负面记忆联系在一起。也难怪，在强汉盛唐所创造的辉煌比照下，宋朝的疆域只有唐朝的一半，对外战争更是屡战屡败，北宋灭亡时两个皇帝被金人俘虏，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被新崛起的蒙古铁骑逼得跳海。武力衰弱，对外屈辱，就是这个王朝在历史上给后人留下的窝囊背影。 这个被人戏称为“史上最不争气”的朝代，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最发达、社会最繁荣的朝代：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居然是清“康乾盛世”的两倍多，都城汴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集市“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宋朝时四大发明占三项并开始得到广泛使用。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感叹：“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富裕文明使大宋成为当时世人仰慕的国度。 褒贬往往是由视角差异决定的，贬者关注的是军事实力和民族利益，褒者关注的是综合国力、尤其是文化成就。而这一切，又都与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关。“陈桥兵变”起家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为提防武将像他那样“黄袍加身”，创立了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国策，导致武将地位低下，文人地位崇高的畸形现象。赵匡胤的后代中没有出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却出了徽宗这样的画家、书法家。在皇帝的表率下，大小官员平时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请神棍作法来击退敌军。这样昏聩无能的朝廷，“自作孽，不可活”。 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总是互相影响的。宋朝的立国精神、国家政权体系和国防政策已决定了其中看不中用的军事实力。从宋朝立国开始，限制武官、防范武将是其军事制度的重要特点。宋朝重视文科的选拔，其完备的文官制度甚至为近代西方国家效仿，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几乎是零，北宋几乎没有出现开疆拓土的名将，南宋在卫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岳飞、韩世忠等杰出将领也多被猜疑。政治上的文官治国，全社会重文轻武，使得军人社会地位不高；经济上的发展成果，也被不合理的兵役制度造成的庞大常备军耗费得所剩无几。科技上的先进发明，在军事上的应用犹如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稳定的战斗力。可以说，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始终没有成为军队建设的支撑。 宋朝所走的是一条舍弃武备建设而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富裕的道路。因此，“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自始至终受制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因为它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障，无异于一条腿走路，无异于是把自己养肥了任人宰割。苟且偷生的小朝廷要实现社会长期健康的发展和繁荣，谈何容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明朝国制仿宋而设，亡于北方外敌似乎是历史走了一个轮回。富国不等于强兵，民富国不强的民族，终将无力再立于民族之林，几百上千年前如此，几百上千年后亦如此！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这是一个立足历史经验和现实环境做出的英明决策。只有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才不会被外部敌对势力打断，我们的经济建设才不会因之而受到影响，我们的统一大业才不会受制于人，我们发展的和平环境才不会受到各种因素的破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