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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主闻败大怒，数韩匡嗣五罪：“违众深入一罪也；行伍不整二罪也；弃师鼠窜三罪也；侦候失机四罪也；捐弃旗鼓五罪也。”即下令诛杀韩匡嗣，其皇后萧氏（名绰，小字燕燕）力救之方得免，遂降封匡嗣为秦王，遥领晋昌军节度使。以蜀王道隐代之为南京留守。耶律休哥败军之际整军而还，辽主大宴并赏赐休哥及有功将校，以休哥总统南京及南境上戍兵事。宋辽仍然以益津、瓦桥、岐沟三关为界。 西路，宋朝派北汉降将杨业为代州刺史兼三交口驻泊兵马部署，戍守雁门。而辽军作为牵制进攻的耶律善补南下，屡次被雁门杨业部所挫，不得前进，无功而返。 宋师获全胜，赵光义大喜，没有追究违诏之罪，并封赏了有功战将，宋军自高梁河败后士气复振。 评： 满城之战紧接在高梁河之战之后发生，辽人为报宋军围燕京之役而来，战前目标是进攻镇州，但这其实并不是其此战的真正目标，因为镇州、定州、关南是宋军河北边境屯兵的重镇，决不会让辽军轻易夺取的，如果辽人真的要蚕食宋朝领土、占领大镇的话，事先应有更加细致的筹备，所以料想其目的不过是侵边掠夺，顺便再羞辱宋人一次而已，能取镇州更好，取不得便不失时机地退回。 宋军在高梁河败后就已经做好了抵御辽人南犯的准备，宋太宗在边境要地置将屯兵，还给了便宜行事的权力，这说明他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可是他这个人最喜欢在关键时刻画蛇添足，本来这样已经很好了，他偏偏又留了个“阵图”来束缚将领的手脚。宋军将领在与辽军对阵的时候，觉察到了这个阵图完全不可行。赵延进、李继隆劝谏主将崔翰变通一下，崔翰却有些懦弱，不敢擅改诏旨，直到赵、李二人都表示愿意为失败负责时才答应，可见这个被赵光义钦点的主将果然是听话。反观赵延进、李继隆二人，不但能够就战场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并有敢于负责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宋军知辽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还能将计就计，用诈降的办法来麻痹敌人，亦属不易。 辽人在高梁河大胜之后，似乎觉得宋人不过是软柿子，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轻敌之心。这一点在主帅韩匡嗣身上体现得犹为明显。他对宋军的诈降毫不怀疑，在耶律休哥的提醒下依然深信不疑，作为一个合格的主帅，即使无法判断真伪，也应做好两手准备以虞不测，而韩匡嗣却如同等着天上掉馅饼一样，毫不作为，直到宋军鼓角齐鸣来攻时才从美梦中惊醒。 宋军斩首超过一万级，这是继白马岭之战后对辽的又一次大胜。高梁河战后，宋军受重创而沮，由于此战之胜，才慢慢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重新找回了感觉。而辽军也通过此战感觉到宋人还是有实力的，所以从此之后，辽军发动南犯再也不如此轻率了，一般都会有充分的准备和比较明确的目标。满城之战宋人以牙还牙，虽说胜利的规模还不足以弥补高梁河之战的损失，但毕竟将宋辽战争的比分扳平，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四）：雁门、瓦桥关诸战 四、雁门、瓦桥关诸战 辽景宗耶律贤以满城之败，心有不甘，决计再举。于公元980年（宋太平兴国五年，辽咸亨二年）三月，首先在西路发动攻势，遣西京大同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统兵十万人进攻雁门关。辽军的目的是趁宋不备，以新锐之师袭击太原，为其彭城郡王刘继文（北汉主刘崇嫡孙）恢复北汉旧地。 当时宋军在西北边境的驻防军不过五万人，代州刺史杨业在雁门关守军仅有数千。杨业得知辽有大军南犯，于是派人到太原，报请节制西北军事的三交口驻泊兵马都部署潘美发兵为援。 事情到这里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潘美认为雁门关只能迟滞敌人，而不能长期拒敌，所以要坚守太原，不发救兵。杨业无奈，只好自为守御之计。他命副将守关，自己率领精骑数百，绕自西陉以出敌军之后，到雁门山之北口，突然由北向南突击契丹中军。当时辽军正准备攻关，不防杨业自背后杀至，声势震人，又不知其虚实多寡，因而不敢抗拒而纷纷逃避。杨业望见辽中军旗鼓，知道乘骏马者必是主将，便率众攻击，遂斩其主将萧咄李。之后，杨业会集关上之兵追击辽军，辽军溃散，奔还大同，杨业也没空手，又擒得其都指挥使李重诲而还。雁门大捷，报到太原，潘美起初不信，后来查实，便起了嫉妒之心，因而常上谤书劾奏杨业，而宋太宗不问，将这些谤书给杨业看，杨业十分感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