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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后面还有监察 宋代中央行政权完成了事实上的多重分割，臣子们谁也无法做到独断专行。即便如此，他也将时刻面临来自另一个体系的官员的监督，这就是极具宋代特色的“多重监察制度”。 宋代最高监察机构为“御史台”，沿袭的是唐代的制度。御史台的长官叫“御史中丞”，简称“兰台”，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加检察院一把手。这个重要的职位规定与宰相有血缘或门生、举荐关系的人都不得担任此官职，是皇帝从外部言论上制约宰相最重要的棋子。 而且宋朝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宋神宗去世后，政治主张保守的司马光上台为宰相，尽废王安石任上颁布的新法，但这个时候王安石的助手蔡确、韩缜、章悖还分别把持了宰相与枢密使等高职，但当时御史刘挚弹劾蔡确在神宗驾崩时没有按时守灵，说这几个人结党营私，他们便被迫辞职下台了。 御史台的威力可见一斑，而除开御史台，剩下还有谏官。他们有封还诏令的权力--当皇帝或者中书有命令下达，他们认为是不适合的，可以封还！我们熟悉的“包青天”包拯在当谏官时就经常干这种事情。宋仁宗有一项任命，他不满意，可以反反复复进谏，包拯距离很近，话说激动时还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宋仁宗只好忍气吞声接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所以皇帝和宰相，经常被他们扫面子，但也只能将这些政令进一步修改。 监察的一个重要对象是司法部门，宋代在这方面也是慎之又慎，设立多重机构实现监察的客观公正性。在中央，名义上的司法部门是刑部，但事实上大理寺、御史台甚至开封府都拥有复合的司法权，从这点上说，开封府的包青天的确是可以判理天下案的。 另外，设立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军头引见司等机构受理直接诉讼，类似于今天的信访办。而皇帝也经常参与诉讼案。比如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十月，京城一个叫牟晖的百姓击登闻鼓，诉家奴丢失了一只小猪，宋太宗亲自下诏赐千钱作为补偿，事后太宗对大臣说：“像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我亲自操劳，是可笑了点，但我拿这种认真的态度处理天下事，应该就会没有冤案了啊。” 加强司法监察的另一个举措是朝廷定期向全国各地设派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带有钦差性质的官员明察各地案情，前段时间热播的《大宋提刑官》就是这类官员。 宋代在监察制度的设置上达到了近乎繁琐的地步。在通过监察机关加强对司法的监察的同时，宋代又规定了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和互察制度。 以上考察的官场制衡机制，基本有效维系了宋代三百年间的行政运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成功的机制除了技术上的可操控外，还要有软性的精神支撑。在宋代，皇帝便贯穿了“仁”的治世思想，宋代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得滥杀大臣，优待读书人，当时的大臣用现在的话来说比较有“幸福感”。 但我们要记住一点：宋代的官场制衡恰恰而且只能在皇权的指挥棒下才能有效得以运转，封建专制统治是这种制衡安身立命的前提。所以，这种官场的制衡还是仅仅被道以“权术”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