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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支移”，就是农民交了税粮以后，官府说：“这还不行，你给我运输到哪里哪里去，什么，你不想去？那好，交钱，运费按运输距离算”。甚至有指定运送到千里外的，“支移”附加比原税粮还高数倍。后来皇帝听说了，规定支移距离不得超过三百里，这又是这个皇帝的“圣政”了。 所谓折变，就是指交税的时候，本来应该交粮食和布匹，官府要你折成钱交，当然，税率是官府说了算。甚至有更厉害的，先把粮折成钱，再把钱折成绢，这样折上个三五回，一匹布折出几匹，一斗粟折成几斗，那也是活该小民吃亏。南宋的布帛折钱，开始是一匹两贯，后来改为六贯，最后折成十贯。几折之间，布帛的税率就上升了五倍。 有时官府犯穷了，还会提前征收两税，秋粮还没收割，就收秋税，这叫“预催”；今年已经交税了，又叫你提前交明年的，这叫“预借”，这种借到南宋后期发展到了可笑的地步，淳佑八年时，连淳佑十四年的两税有的州县都预借清了，什么时候还这预借的部分，小民们自然是不敢问的。 买盐开支超过交税 如果说某某家庭一年吃盐花的钱比农业税还高，大家恐怕会认为是个笑话，但不幸的是这笑话确实在宋朝出现过。 宋朝的食盐实行专卖，开始是政府直接生产销售，后来改成政府出卖专卖权给私人，由他们生产销售。宋朝初年食盐专卖收入为一千万贯上下，略高于唐朝末年，到元丰年间，收入翻了一番，成了两千万，到蔡京当政时再翻一番，到四千万贯，这还只是政府出卖专卖权的所得，加上制盐业的劳动及生产者的附加利润，百姓在食盐上的总支出恐怕比五千万不会少多少，而同时的农业两税不过也在五千万上下。 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其特点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价格弹性很低，而且没有替代品，价格增加时销售量的减小幅度很小。低价你得买，高价你还是得买，因为人是不能不吃盐的。唐末每年在盐政上年收入几百万，已经被批评为价格过高，是刻剥百姓。宋朝人吃盐想来不会比唐朝多多少，收入超过这么多，只会是价格的问题。 过高的价格甚至使百姓少吃盐或者不吃盐，“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苏轼《山村绝句》）。山村中这位老翁告诉苏轼说，不要以为我是和孔子一样因为沉迷音乐而“三月不知肉味”，这是因为很久没吃盐的缘故啊。 强迫百姓购买制盐权也是当时一大景观，蔡京把各地食盐专卖收入制定一个定额，作为考课官吏的依据，创收超过定额的可以得到升迁，不能达到的则有惩罚。事关作官前程，下层官吏当然也变着法子创收，以至发展到强行购买专卖权“盐引”的情况。 除了食盐专卖外，宋朝还有茶专卖和酒专卖，宋初每年收入都在三四百万上下，到宋中期以后增长到一千多万，其中酒税在庆历年间达到一千七百一十万。同食盐一样，酒和茶专卖也是间接专卖，由政府出售“酒曲”和“茶引”，盐专卖上的很多问题这两个专卖上也存在。 卖私盐二十斤和造反 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关的罪名，要问孰轻孰重可谓一目了然，但在宋朝则有不一样的解释。 我们都知道宋朝标榜的是宽刑，不杀官员，除了造反，再大的罪也不过是流放了事。这是后世的士大夫津津乐道的一点，称为德政。不惩罚犯罪就是鼓励犯罪，包庇纵容的风气弥漫在宋朝官僚之间。范纯仁要杀两个作恶多端的宦官，有人就出来告诫他说，祖宗留下遗言，不杀官员，现在你破坏这个规则，只怕皇上杀得手滑，将来杀到你我头上来了。 士大夫不造反就不会杀头，百姓贩卖私盐二十斤却要处以死刑，这种鲜明对照充满讽刺意味。同样的法律还有贩私茶二十斤也处以死刑。但刑罚定得这样重，私贩还是不能禁止，庆历时，仅两浙犯禁者一年就有一万七千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暴利所在，也无怪百姓铤而走险。 《中国财政史》总结宋代财政管理特点，说了三条，一是制度多变，朝令夕改，宋真宗曾在某年十一月下诏京师附近度量田地，十二月就下诏不在度量；二是商人集团与政府的结合；第三就是刑罚特重，上述盐茶私贩的死刑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而已。 杂税名目不可遍知 宋朝杂税繁多，朱熹称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全有。此外，宋朝还开创了无数税种，当时的人都不能列举清楚，称为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这些税种多数极其琐碎，针头线尾都打主意，说起来简直有失国家体统。它们大多是适应摊派的需要的临时发明，后来遂成为定制，其中以“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三个大项目下数百个税种作为主体。 (责任编辑：admin) |